士可殺不可辱是成語么

1. 文字獄對中過的影響

雍 正 文 字 獄

康熙晚年，諸皇子為奪取太子之位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廢太子允礻乃謀求復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題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覬覦，但是都枉費心機。工於心計的皇四子允諾礻真用兩面派的手法麻痹對手，取悅父皇，暗中培植勢力，收買人心，終於挫敗諸兄弟，於歡聖祖賓天後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輕文士，行政以革除積弊、整頓吏治為首務，大權獨攬，事必躬親，刑法嚴峻，心謀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

在文字獄方面，雍正帝的指導思想是藉助文字獄整肅朝廷風紀，戒毖風俗人心。雍正一朝歷時雖短，文字獄卻很頻繁，重大案件前後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幾乎對每一宗案件前後都極盡必蹤指示、別出心裁之能事，從而在文禍歷史上創造了為可磨滅的「業績」。

（一） 與懲戒朋黨有關的案件

1、 汪景祺與錢名世案

汪景祺、錢名世是雍正文字獄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們的是得禍出於同一原因，即投獻文字攀附年羹堯。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點戰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當時川藏一帶有叛亂），功勛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他一向依附雍親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側福晉（副王妃）。允礻真繼位後，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終因恃功驕縱、目無王法而失寵。雍正帝覺得留下他是條禍根，決計殺一儆百，於是一連串的打擊相繼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身為川陝總督的年羹堯也依例獻表。雍帝從他的表文中找出兩條毛病：一、字體潦草；二、成語「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經·乾卦》卦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思是終日勒慎，寫作「夕惕朝乾」意思不變。年羹堯賀表用這們變換詞序的成語頌揚皇帝，雍正帝卻認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諭）。群臣聞風而動，發起了對年羹堯的圍攻。同年四月，年羹堯調為杭州將軍；六月，削太保，剝奪一等公；七月，黜為閑散旗員；九月，下刑部獄；十二月，議政王大臣劾年羹堯犯九十二條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堯自裁，家產籍沒，親族、同黨或斬或流或貶，一大批人受到清洗、處罰。這就是著名的年羹堯案。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 祺斬首示眾。

汪景祺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他潦倒文場近四十年，雖然中了舉人，總與富貴無緣。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帝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讀書堂西征隨筆》原本久佚。據民國間故宮博物院刊印的殘本，內有《上撫遠大將軍年公書》一篇，文內極盡諛頌，至稱年羹堯為「宇宙第一偉人」。又有《功臣不可為》一條，把歷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現象歸罪於最高統治者。作者寫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慄。忽有奇才異能這臣起而戡定群凶，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庄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盪懾，於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復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之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堯敲警鍾。

《隨筆》有些條目對當時的官吏選拔制度和官場風氣表示不滿，據說還有詩譏訕聖祖「皇帝揮毫為值錢」②。又非議聖祖謚號及雍年號，所作《歷代年號論》說「正」字拆開為「一止」，是不祥之兆，歷史上凡以「正」字為年號的都沒有好下場，如金海陵王（年號「正隆」），金哀宗（年號「正大」），元順帝（年號「至正」），明英宗（年號「正統」），明武宗（年號「正德」）等。

雍正帝批評所雲「悖謬狂亂」，大概就指以上內容，但對汪景祺處罪的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後經地方官曉諭才安定下來。

錢名世處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雖然沒有殺頭，但遭遇不比殺頭好受。

錢名世字亮工，號 庵，江南武進（今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升侍讀。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兩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舉，一在南闈，一在北闈），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鍾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題授定定遠大將軍，出征青海、西藏，聖祖曾為他立碑褒揚。允礻題曾是爭奪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後立即解除倉皇兵權（後來又加以禁錮），本是最不該提起有人物，錢名世竟不知迴避。

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帝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詩語悖逆「。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一說大門上）。賜字題匾本是康熙帝寵異臣僚的慣用手段，如為範文程祠堂題「元輔高風」，為李光地題「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為楊名時題「清操夙著」，為田從典題「清謹公方」等。雍正帝「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地主是能變其意而用之，易褒為貶。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本人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帝還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警、撫奏明治罪。

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帝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集名就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給全國的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學誇獎，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干塔給披甲人為奴了。他的同僚陳邦彥、陳邦直也因詩句「乖誤」而革職。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諷刺詩是這樣寫的：

名教貽羞世共嗤，此生空負聖明時。

行邪慣履欹危徑，記丑偏工諛佞詞。

宵枕慚多惟覺夢，夏畦勞甚獨心知。

人間無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遲。

這應是《名教罪人詩》中的標准作品。

古人雲：「士可殺不可辱」，人生至此，錢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聖主」偏要拿他尋開心，辱而不殺。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據說他為人「非端士」，參與修《明史》曾把萬斯同寫的幾篇傳稿攘為己作。身為翰林清望官，作詩討好跋扈的邊將，也的確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樣說，雍正帝也做得太過分了，他在諭旨中解釋說：「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沒有「以文詞諂媚奸惡有惡報」的，雍正帝同樣「以文詞為國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敘附允（礻田共），為其爭太子這位效勞，死後謚「文端」。雍正帝繼位後削奪揆敘謚號，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為「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黨羽阿靈阿的墓碑也被改刻為「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雍正帝還把允（礻田共）改名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為「 塞思黑」。二名均為滿語，意思據說是畜牲、豬狗。

這類刻薄的惡作劇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來，做得出來！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繼位之初，有兩個最受親重的人物，一個是年羹堯，一個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後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和年羹堯相似，隆科多也是個「招權納賄，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辦理年羹堯的案時，雍正帝處處把他與年羹堯相提並論，逐步貶削他的恩榮與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第二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於隆科多治罪前數月。

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後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怨望、諷刺」。這年九月，查嗣庭剛從江西返抵京師就被捕入獄。案件尚未了結，查嗣庭病死獄中。

所謂試題「怨望、諷刺」，指《論語》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孟子》題：「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進一步懷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經》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及《傳經》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包含更隱秘的諷刺。照他的理解，是咒罵「雍正」年號的；「其旨遠，其辭文」二句是暗示兩道題中的「正」「止」二字有呼應關系。真是了不起的附會。

後來民間也有附會，說查嗣庭所也題中「維民所止」一句（語出《禮記·大學》），「維」「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頭。這大約是因為查嗣庭著過一部《維止錄》，後世附會從這部書名產生。

案發後，查嗣庭赴贛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徹底搜查。雍正帝從搜得的日記（似即《維止錄》）中找出許多「極意謗訕」康熙政治的言論。如認為裁減閑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災難；認為戴名世獄及康熙五十年科場案是因語言文字而殺人（按：清朝統治者從來不承認自己以語言文字殺人，即不承認有文字獄）；認為引見百官罷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賢之道；認為九卿會議是做樣子，欽賜進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識拔奇才；認為殿試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殺一儆、無罪而罰，等等。日記「謗訕」前朝，試題「謗訕」當今，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兩大罪狀。

此外，據說《維止錄》首頁有這樣一條記載：「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認為是借災異咒謗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調，有人認為這是他得禍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處（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有關人犯作如下處置：

查嗣庭戮屍、梟首，子查氵雲（一作查潭）斬監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獄中）。幼子查長棒頭三人和侄子查開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產抄沒，折銀充浙江海塘工程費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講）流放陝西，後來死於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編修）特許釋歸，不久病死。

其他牽連得罪的有：江西鄉試副主考俞鴻圖革職；江西巡撫汪氵隆降四級調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職發往福建工程上效力。傳說浙東諸家橋鎮（所屬府縣不詳）關帝廟中有當地某學究題的一幅門聯：「荒村古廟猶留漢，野店浮橋獨姓諸」，被查嗣庭采入《維止錄》中，案發後殃及該學究。

不僅如此，由於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進而遷怒於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風不正。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作為處罰，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錢塘人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帝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後又撤消了觀風整俗使。

每辦一案都盡量有所創造，盡量在整治風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擴大「戰果」，這是雍正文字獄的一大特點，是世宗操縱文字獄的「高明」之處。

查嗣庭結案後數月，隆科多得禍，四十一條大罪中有一條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狀中也有「趨附隆科多」一條，這說明查嗣庭獄與隆科多有直接關系。但作為文字獄，查嗣庭獄基本上是獨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錢名世二獄那樣緊緊依附於懲戒朋黨的政治斗爭。

3、 謝濟世、陸生楠案

謝濟生、陸生楠安是一對孿生案件，兩案都胎育於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但胎育期長短不齊。先述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點是倚重實心辦事的吏才，不喜歡徒逞筆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幹吏中有一個叫田文鏡，此人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撫。田文鏡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於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科甲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向雍正帝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鏡的密疏，胸有成見，對李紱的話置之不理。李紱接著上疏參田文鏡。雍正帝雖然不高興，還是派人去河南調查，果然發現田文鏡的一些劣跡，但不盡如李紱所參。根據一些跡象，雍正帝越發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因而對田文鏡愈益信任，寵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根據從刑部外郎陳學海那裡聽來的材料（陳學海曾赴河南調查田文鏡事跡），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帝不悅，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卻堅持要上疏。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於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帝於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作如下處置：謝濟世減死發配阿爾泰（今新疆阿爾泰）軍前效力；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調為工部待郎（後因別的事革職）。

雍正七年（1729年），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上奏，說謝濟世已招供他參劾田文鏡是受李紱、蔡王廷指使（謝濟世可能被迫說了違心話）。雍正帝得奏，命斬黃振國，把李紱、蔡王廷投入監獄。李紱論罪當斬，雍正帝特予赦免，讓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蔡王廷判斬監候。直到乾隆帝退位後，李紱才恢復官職，蔡王廷也獲釋。

在李紱等人遭罪的同時，田文鏡連連陞官受褒獎，隸籍也由正藍旗抬升為正黃旗。

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終於以李紱等人慘敗、田文鏡獲勝而告終。因這場事件而引出謝濟世、陸生楠兩起同時發生的文字獄。

謝濟世字石霖，廣西全州人，康熙末年進士，因疏劾田文鏡而得禍已見上文。此人頗有讀書人的迂氣，審問中，刑部尚書勵廷儀問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說：「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讀聖賢書，只知道事上忠藎。見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爾泰後，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優待，得以從空講學、著，著有《古本大學注》、《中庸疏》。後來錫保率軍進駐阿爾泰，奉命監視充軍的士大夫，謝濟世等人的日子漸不好過。

和謝濟世同時充軍阿爾泰的還有陸生楠。陸生楠也是廣西人，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帝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後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帝見他傲慢不恭的神態，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到話，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帝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就憑這毫無根據的猜疑推斷，命把陸生楠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陸生楠著有《通鑒論》十七篇（似是在阿爾泰所著），誰知這十七篇史論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錫保疏劾陸生楠小字書寫《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帝得奏，於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雙方觀點大致如下：

一、論封建（分封制）。陸生楠主張恢復封建制，說：「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盲，皆郡縣之故。」雍正帝追溯秦漢以來郡縣制、封建制的沿革與變遷，說如今天下大一統，有何禍害，「陸生楠能明指乎」？斥陸生楠「狂肆逆惡」，「實天下所不容」。

陸生楠又說後世政治昏昧，是由於「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的緣故。雍正帝認為有賢君就有良相，隱隱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

二、論建儲（立太子）。陸生楠就漢武帝戾太子事件發論認為「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又說「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駁斥說，太子應該博通古今，體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規矩，本朝國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陸生楠借古諷今，「實為彌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論府兵制。陸生楠贊美唐府兵制，認為應當實行於今，使「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雍正帝斥陸生楠「懷蓄逆亂之心，郁不得逞，故以『無養兵之費』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偽學以疑眾』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論隋朝君臣。陸論雲：「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雍正帝指出文帝與煬帝的區別，說煬帝自取滅亡，不關天命。

五、論人主威權。陸論雲：「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泄，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雍正帝自辯稱：「朕臨御以來，日理萬機，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已意生殺人、賞罰人。」斥陸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惡亂，」「肆為咒詛」。

六、論宰相。陸生楠認為：「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說：「為君為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跡。然亦不可無術相防。」雍正帝予以駁後表白雲：「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

七、論王安石。陸論大意批評王安石剛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帝抓住個別字句故作異論,以顯示高明，斥陸生楠「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

八、論無為之治。陸生楠主張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張以漢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為，「勤勞自勵」，對陸論加以駁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諭》中批駁《通鑒論》的大要。雖然陸生楠的觀點不盡正確，雍正帝的批駁也有合理之處，但作為最高統治者而與一小臣爭是非、論長短，未免顯得胸懷不廣。至於說陸生楠借古謗今，或許多少有一點，但也並非罪大惡極，非誅不可。

雍正帝先誅心，後誅人，對《通鑒論》批駁後，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一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雍正帝讀過後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疑心極重的雍正帝尤切齒於《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帝卻玩了個花招「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裝作要殺的樣子，最後宣布謝濟世免死。謝濟世被玩弄假斬把戲後終於不死。

謝濟世在阿爾泰充軍九年，乾隆初釋歸復職。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將《古本大學注》和《中庸疏》獻進，請求頒行天下。並說明已把《注》中被指為謗訕的幾句話刪除了，分章釋義依據古本（即《禮記》本），不遵朱熹的「四書」本。當時學者鄙薄宋儒，所以謝濟世敢明目張膽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學說，尊為正統。乾隆帝把書退還，傳旨嚴斥。

謝濟世後來改任湖南糧儲道，繼續注釋儒經，陸續刻印成書。乾隆帝聞知，於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傳諭湖廣總督孫嘉淦，指出謝濟世標新立異，「足為人心學術之害」，命查明謝濟世所著書中違背程朱、標榜他人之處，然後燒毀其書並印板。孫嘉淦遵旨輸完畢，回奏說謝濟世所注書有「四書」「五經」等多種，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塊，已全部燒毀；注中雖有違背程朱學說之處，但立說淺陋，不足以惑世盜名，似不必逐條指謫。至此，謝濟世注書案方告結束。他沒有死於文字獄，一是情罪較輕，二是居官盡責，兩朝君主對他的為人印象都不算壞。雍正、乾隆二帝處罪人往往憑個人印象和一時愛憎。陸生楠的得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雍正帝對他的印象不好，兩次引見都引起憎惡。

以上四五起文字獄或多或少都有懲戒朋黨的用意，戒除朋黨是雍正帝整飭風紀的主要目標，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黨論》頒示臣僚，要諸臣「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御制朋黨論》駁斥歐陽修《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為朋」的說法，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黨之風歸咎於歐陽修的「邪說」。經過雍正帝的嚴厲整飭，順治、康熙以來的朋黨現象大為減少，文字獄從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罷。

2. 士可殺不可辱的反義詞

【成語】士可殺不可辱

【拼音】shì kě shā bù kě rǔ

【成語解釋】辱：污辱。指寧可死也不受污辱。形容士大夫寧死不屈的節操。

【繁體】士可殺不可辱

【典故出處】西漢·戴聖《禮記·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英文】A scholar may be killed but not be insulted. (A true scholar would choose death before disgrace.)

【產生年代】古代

【成語舉例】《明史·王鏖傳》：「鏖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