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關他故事

❶ 梁啟超的故事讀後感

梁啟超傳讀後感
《梁啟超傳》是梁啟超的學生吳其昌的絕筆之作，雖只有短短五萬言，卻繼承了梁文「筆鋒常帶感情」的特點，飽含著深沉的家國之痛，因此有字字讀來皆是血的感覺。作者運用史家之筆法，將乃師的生平置於波瀾壯闊的歷史大背景之中來寫，深刻展現了梁啟超的覺醒與奮斗、抗爭與失敗，於情於理，入木三分，發人深剩
梁啟超所生於的時代，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末世，內憂外患，亂象畢現，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墮入地獄的底層」。然而最可悲的還不在此，而在於當時道德的墮落、思想的顛倒和民智的固陋，墮入地獄的底層而不自知，「哀莫大於心死」!梁氏師從康有為，率先睜開了眼睛，為挽狂瀾於既倒，發動戊戌變法，創學會，辦報紙，達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頂峰。然而，誠如梁氏後來所言，「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戊戌變法是次很不徹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絕無寸柄的光緒帝，方行百日，即為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所扼殺。「我慾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全書在此慷慨悲歌之中戛然而止，餘音裊裊，斷人肝腸。
我比梁啟超晚生百餘年，時代環境已大不相同。然而，穿越百年的風塵，讀其傳其文，思其人其事，反躬自問，我依然感到深深的愧疚。我從十歲開始在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如今又被保研到了新聞傳播學院，恐怕此生是要做個報人了。可看看我平時寫的都是些什麼樣的文章呢?不過是些小悲小喜、小情小調，風-花雪月，歌舞昇平。我爺爺曾對我作一評語「高樓上的小姐」，如今想來，可謂一針見血。再看看網路上都流行些什麼樣的文章呢?依然是風-花雪月、歌舞昇平，有時甚至還等而下之，庸俗性新聞、娛樂性新聞泛濫成災。那麼，這個社會真的太平無事到了唯有歌靡靡之音的地步了么?非也，看看鄧玉嬌刺官案，看看河南民工開胸驗肺事件，就知道了。這個社會，比起梁氏當年所處的，自然要文明、要繁盛得多，可依然存在著不公與不善。為糾正這些不公，懲治這些不善而發出不平之鳴的人，依然有可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在風險面前，很多人望而卻步了，因此這些人的數量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並不多。但是社會的文明進步少不了這些人的大聲疾呼，他們被冠以一個崇高的名字，叫「社會的良心」。我為我柔弱的文字而感到自責，我為我狹窄的視野而感到慚愧，我想要加入他們，可路還很長。
梁啟超赴湯蹈火以救國難、殫精竭慮以啟民智的精神，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會落後。「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梁啟超是清末維新運動的領袖之一,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也是提倡詩界、小說界革命的新文化傳播者。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逃亡日本,雖曾和孫中山聯系商議合作,但終於為其師康有為所掣,做了保皇黨。辛亥革命之後,他謀位於軍閥,站在反動派的方面,反對革命,晚年猶反對共-產-黨。對於他在政治上的反動觀點、反動行為,毫無疑問,是應該批判的。

❷ 梁啟超故事演講稿600

梁啟超故事
1899年冬，梁啟超漫步東京上野。適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際，親友迎送，「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還是其間為入營者題寫的標語--「祈戰死」。
梁啟超感慨系之:「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當時日本的報刊上，為配合軍事行動，曾廣泛開展了有獎徵集歌詞的活動，這當然是為其對外擴張作宣傳的。所以，對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觸日本軍歌必定是痛苦的閱讀經驗，而可貴處，在於他們的「師敵長技」的堅忍不拔。梁啟超的學生蔡鍔不僅全篇抄錄了由王韜翻譯的德國的《祖國歌》，而且標舉日本音樂教育情況以為示範:
日本自維新以來，一切音樂，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則為學校功課之一。然即非軍歌軍樂，亦莫不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聞之餘，自可奮發精神於不知不覺之中。
此論為黃遵憲所見，深受啟發，因此決心補闕，當即作《軍歌》二十四章。梁啟超初時只得其中的「出軍歌」四章，已大為興奮，迫不及待地刊發於同年11月問世的《新小說》創刊號上。
1905年，橫濱大同學校學生欲演出新劇，請梁操筆。梁為撰《班定遠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軍談》，幾成軍歌演唱會。劇中漢朝士兵唱過廣東《龍舟歌》的新詞，又搬來軍樂隊，高唱《從軍樂》。作詞與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確，即「提倡尚武精神」。《從軍樂》全篇十二章，可與黃遵憲的《軍歌》媲美。末章歌詞如下:
從軍樂，告國民:世界上，國並立，競生存。獻身護國誰無份?好男兒，莫退讓，發願做軍人。
從軍樂，樂凱旋。華燈張，彩勝結，國旗懸。國門十里歡迎宴。天自長，地自久，中國萬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與黃遵憲所作歌詞中，都含有「爺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寫，且都置於相當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從軍樂，初進營。排樂隊，唱萬歲，送我行。父娘慷慨申嚴命:弧矢懸，四方誌，今日慰生平。」
不過，與杜甫《兵車行》中「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的悲痛欲絕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從軍樂」、「沙場死」的豪壯語相激勸。很清楚，這本是基於對日本軍人送行情景的記憶。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確立為國戰死的軍隊意識，使中國在強敵環伺、弱肉強食的危境中，得以發憤圖強，反敗為勝。
康梁家教之別
在梁啟超家中，能集中出現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禮如此眾多的知名學者，則梁啟超在子女身上花費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顯得情長兒女。
下列事例或許最能表露梁啟超與康有為這兩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異。梁啟超曾希望二女兒思庄學生物。作此建議，在梁氏是經過縝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慮，「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家裡的憾事」;也有學術的考慮，梁認為，生物學是「現代最進步的自然科學，而且為哲學社會學之主要基礎」;小而言之，對女孩子來說，它是「極有趣而不須粗重的工作」，因而「極為合宜」，且「容易有新發明」;大而言之，「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男子也很少)」，故鼓勵女兒「做一個『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為思庄的缺乏興趣與苦惱不安而最終放棄。梁啟超反加以肯定:「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體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話」。正是由於梁氏能夠體貼個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們的選擇，梁思庄日後才能成為有成就的圖書館學家。
與之適成對照的，則有康有為弟子盧湘文寫的《萬木草堂憶舊》中的記述。盧氏以資深教育家的體驗，對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學、擬新編蒙學書的計劃評論說:「蓋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不能為低能兒童之設想。」其編書之懸的過高、不切實際，註定在教學實踐中無法應用。這自然與康所教萬木草堂生徒「皆一時之秀」有關，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讀書的甘苦。他曾把女兒康同復送到盧處受教，並言:「此女甚鈍，幼時嘗教以數目字，至數遍尚不能記，余即厭惡之。」(《婦孺韻語》)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兒。
兩相比照，我們也可以體味康有為的強悍與梁啟超的平易，從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貫之。由此更推進一步，二人治學以及思想歷程之不同，也約略可見。康氏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氏則「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轉移與梁之與時推進、久領風騷，便從此分途。
《和文漢讀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學習西方」的熱潮中，一本被視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書--《和文漢讀法》曾流行一時。直到1934年周作人寫作以此書名為題的隨筆時，還對這本出版於三十多年前的語言讀物念念不忘，稱「其影響極大，一方面鼓勵人學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誤會，把日本語看得太容易」，並且說，「這兩種情形到現在還留存著」(《苦竹雜記·和文漢讀法》)。周氏乃過來人，其言亦真實可信。
至於此書的作者，當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據記憶，寫明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啟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證。先是梁氏在《新民叢報》第9號(1902年6月)刊出《東籍月旦》，言及讀日文有「簡便之法」，習得此法，則「慧者一旬，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這種「專學讀書」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從日文轉譯西學書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極具誘惑力。於是，一讀者來信詢問究竟，而引發梁啟超的對答:真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為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為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訛偽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遊，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數重版矣，而一復讀，尚覺汗顏。
盡管《和文漢讀法》當年曾是暢銷書，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過眼煙雲，等到九十年代我來搜訪時，這一本百年前的小書初版本更是芳蹤難覓。
最早的刊本雖然尋訪不到，相關的出版資料倒有所發現。在《清議報》第64冊(1900年11月)的廣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漢讀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書指示讀日本文之法，簡要明白，學者不費數日之功，便可讀日本文之書籍。寓東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茲由本館代售，每冊定實價銀兩毫，不折不扣。外埠郵費照加。上海寄售:拋球場掃葉山房書坊。
據此可得出幾點認識:一，《和文漢讀法》的首版應刊行於1900年，其時，梁啟超正出遊夏威夷與澳洲。二，此書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議報社承印。三，刊成後亦轉入國內，以上海為集散地。四，書價標明為銀兩毫。梁氏這本小書的盛行一時，充分體現了晚清知識界對求取新知的渴望。當年由梁啟超編寫《和文漢讀法》，以及由此生發出的一則傳言--謂梁在檀香山時，「嘗從何惠珍女士習英文數月，東歸後乃倡言已深得習讀英文秘訣，特條舉所讀英文法初階前項十餘類，編著英文漢讀法一小冊，以惠初學。謂凡讀此書者，不數月即可翻譯英文書籍。」(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寵惠軼事》)--也表現出梁氏喜談治學方法與熱心啟蒙的獨特心態。其實，梁啟超對此早有自嘲妙語:「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節)然而，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愛處。
梁氏與德富蘇峰
《飲冰室自由書》中一篇《煙士披里純》曾引起一樁「剿襲公案」。
對梁啟超的「新文體」影響最大的日本文學家，首推德富蘇峰。兩人的文風以及在輿論界的地位有許多相似之處，以致1917年德富蘇峰來中國時，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員還對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啟超，而梁啟超是中國的德富蘇峰，這是我等同人間的評價。」
德富蘇峰明治年間出版的「國民叢書」，不僅風行日本，而且在留東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馮自由稱，「凡涉足彼都之留學生，亦少有不讀過蘇峰著之國民小叢書也。」無怪乎德富氏來華，曹汝霖、張繼都對他說，留學日本時，他們是「『國民叢書』的愛讀者」。梁啟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輪船上，也曾閱讀「國民叢書」數種，並因此萌發「文界革命」的思想。
愛讀的原因，從文體方面看，中、日兩國讀者卻有頗大的出入。對於初通日文門徑的中國人來說，德富蘇峰文章的「漢文調」提供了閱讀的特殊便利。而對於日本人來說，德富蘇峰最為人稱道處，恰在於他使用了新興的歐文直譯本。無論從何種角度贊賞德富蘇峰之文，其漢文調、歐文脈的文體確乎對晚清中國文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並經由梁啟超成功的模仿與融合，化生為「新文體」，風靡全國。
由於《飲冰室自由書》所取的自由隨意形式(順便提一下，這種雜文形式的出現也得益於德富蘇峰的「國民叢書」)，「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抄書」，作者並不避諱其中有剿襲的成分。不過，處理方式也有不同。註明為德富蘇峰所作的譯文有三篇(《無名之英雄》、《無欲與多欲》與《機埃的格言》)，而那篇《煙士披里純》則屬於經過刪改後據為己有一類。
「煙士披里純」即英文inspiration(靈感)的音譯。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議報》第99冊刊出後，當時似未受到攻擊。直到1903年，因《新民叢報》第26號(1903年2月)《叢報之進步》一文評議各報刊時，對《大陸報》也有批評，才招致其猛烈回擊。該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國之新民》即指責梁啟超「拾德富蘇峰第一二唾餘，以實《自由書》」;而同期署名「新民之舊友」的《與〈新民叢報〉總撰述書》及《大陸報》主筆的文本附言，則對梁啟超進行了更尖刻的嘲諷，稱其大量剽竊德富蘇峰之文，「不過為新聞記者中之一乞兒、一行竊者而已」。
其實，剿襲的行為在當時並不罕見，如鄒容的《革命軍》中，便有許多文字出自譚嗣同、梁啟超、《國民報》等處(見隗瀛濤、李民《鄒容傳論》)。在新思想、新知識競相輸入的晚清，知識界往往以風氣之先為榮，一有新說，人爭傳述，並沒有今日「知識私有」、「版權所有」的觀念。這也是一個以普及為主的時代的特徵之一吧。在梁啟超，讀德富蘇峰文章，未嘗沒有一種「先得我心」的感覺，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當作了自己的思想。

❸ 梁啟超的故事三百字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是一句多麼精煉、著名，富有深奧道理的話呀！「勿以善小而不為」是指：不要以為這件好事小就不去做；「勿以惡小而為之」則是指不要以為這件壞事小而去做。雖然這只是區區幾個字的格言，它卻蘊藏著深刻的含義。它告訴我們該如何做人，它帶領我們走向社會，與社會的人去交往。這不，我這兒就有關於「勿以惡小而為之」這么一個故事。
那時候，有一個聰明的小男孩叫梁啟超，他從小讀《論語》、《大學》等經典著作，並且還會對對子，因此大家很喜歡他。梁啟超的媽媽對梁啟超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梁啟超因為一點小事當媽媽的面撒了謊，媽媽狠狠地批評了梁啟超，但梁啟超卻認為媽媽是小題大做。媽媽便告訴他：「你今天犯個小錯，明天將會鑄成大錯呀！」梁啟超聽了，受益非淺，從此再也不撒謊了。
是啊，如果當初梁啟超不聽從媽媽的教誨，一錯再錯，如今哪能成為一位眾所周知的名人？雖然，這個故事並非涉及到「勿以善小而不為」，但是卻與「勿以惡小而為之」含義一樣的重要。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讓我們和這區區幾個字的格言相伴一生吧！

❹ 看了梁啟超拜師故事的感受

梁啟超九歲那年,他的祖父梁維清帶著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經江門前往廣州參版加考試權,這個還是梁啟超第一次離開家鄉.
當時滿船的人都是准備應試的趕考的書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討論學問和誇耀才學的.一日在船上吃午飯,剛好吃的是白米飯和蒸咸魚,有一個考生就提議以咸魚為題進行吟詩或作對.其實用咸魚入詩入對,是一個非常難的題目,因為咸魚雖然是廣東人飯桌上的名菜,但畢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話說：「進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但說的仍然是臭,並且是與「入芝蘭之室」相對著的,話題一出,當時滿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難倒了,大家紛紛都在抓耳撓腮,苦苦思考.
梁啟超稍停片刻,便當眾吟誦：「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在座的人聽了,都不約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後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約而同地稱贊他的詩做得十分切題,風格典雅,詩意濃郁,而且適當地運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好句.
到後來有人討論到梁啟超的時候,就有這樣戲言：「廣東咸魚從此得翻身了,入風流儒雅的一類了」,這個可能都是從梁啟超作咸魚詩中得到的.

❺ 有關梁啟超的故事有哪些

敢於「師敵長技」
１８９９年冬，梁啟超漫步東京上野。適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際，親友迎送，「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還是其間為入營者題寫的標語──「祈戰死」。
梁啟超感慨系之：「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當時日本的報刊上，為配合軍事行動，曾廣泛開展了有獎徵集歌詞的活動，這當然是為其對外擴張作宣傳的。所以，對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觸日本軍歌必定是痛苦的閱讀經驗，而可貴處，在於他們的「師敵長技」的堅忍不拔。梁啟超的學生蔡鍔不僅全篇抄錄了由王韜翻譯的德國的《祖國歌》，而且標舉日本音樂教育情況以為示範：
日本自維新以來，一切音樂，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則為學校功課之一。然即非軍歌軍樂，亦莫不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聞之餘，自可奮發精神於不知不覺之中。
此論為黃遵憲所見，深受啟發，因此決心補闕，當即作《軍歌》二十四章。梁啟超初時只得其中的「出軍歌」四章，已大為興奮，迫不及待地刊發於同年１１月問世的《新小說》創刊號上。
１９０５年，橫濱大同學校學生欲演出新劇，請梁操筆。梁為撰《班定遠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軍談》，幾成軍歌演唱會。劇中漢朝士兵唱過廣東《龍舟歌》的新詞，又搬來軍樂隊，高唱《從軍樂》。作詞與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確，即「提倡尚武精神」。《從軍樂》全篇十二章，可與黃遵憲的《軍歌》媲美。末章歌詞如下：
從軍樂，告國民：世界上，國並立，競生存。獻身護國誰無份？好男兒，莫退讓，發願做軍人。
從軍樂，樂凱旋。華燈張，彩勝結，國旗懸。國門十里歡迎宴。天自長，地自久，中國萬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與黃遵憲所作歌詞中，都含有「爺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寫，且都置於相當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從軍樂，初進營。排樂隊，唱萬歲，送我行。父娘慷慨申嚴命：弧矢懸，四方誌，今日慰生平。」
不過，與杜甫《兵車行》中「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的悲痛欲絕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從軍樂」、「沙場死」的豪壯語相激勸。很清楚，這本是基於對日本軍人送行情景的記憶。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確立為國戰死的軍隊意識，使中國在強敵環伺、弱肉強食的危境中，得以發憤圖強，反敗為勝。
康梁家教之別
在梁啟超家中，能集中出現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禮如此眾多的知名學者，則梁啟超在子女身上花費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顯得情長兒女。
下列事例或許最能表露梁啟超與康有為這兩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異。梁啟超曾希望二女兒思庄學生物。作此建議，在梁氏是經過縝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慮，「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家裡的憾事」；也有學術的考慮，梁認為，生物學是「現代最進步的自然科學，而且為哲學社會學之主要基礎」；小而言之，對女孩子來說，它是「極有趣而不須粗重的工作」，因而「極為合宜」，且「容易有新發明」；大而言之，「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男子也很少）」，故鼓勵女兒「做一個『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為思庄的缺乏興趣與苦惱不安而最終放棄。梁啟超反加以肯定：「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體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話」。正是由於梁氏能夠體貼個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們的選擇，梁思庄日後才能成為有成就的圖書館學家。
與之適成對照的，則有康有為弟子盧湘文寫的《萬木草堂憶舊》中的記述。盧氏以資深教育家的體驗，對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學、擬新編蒙學書的計劃評論說：「蓋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不能為低能兒童之設想。」其編書之懸的過高、不切實際，註定在教學實踐中無法應用。這自然與康所教萬木草堂生徒「皆一時之秀」有關，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讀書的甘苦。他曾把女兒康同復送到盧處受教，並言：「此女甚鈍，幼時嘗教以數目字，至數遍尚不能記，余即厭惡之。」（《婦孺韻語》）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兒。
兩相比照，我們也可以體味康有為的強悍與梁啟超的平易，從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貫之。由此更推進一步，二人治學以及思想歷程之不同，也約略可見。康氏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氏則「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轉移與梁之與時推進、久領風騷，便從此分途。
《和文漢讀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學習西方」的熱潮中，一本被視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書──《和文漢讀法》曾流行一時。直到１９３４年周作人寫作以此書名為題的隨筆時，還對這本出版於三十多年前的語言讀物念念不忘，稱「其影響極大，一方面鼓勵人學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誤會，把日本語看得太容易」，並且說，「這兩種情形到現在還留存著」（《苦竹雜記·和文漢讀法》）。周氏乃過來人，其言亦真實可信。
至於此書的作者，當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據記憶，寫明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啟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證。先是梁氏在《新民叢報》第９號（１９０２年６月）刊出《東籍月旦》，言及讀日文有「簡便之法」，習得此法，則「慧者一旬，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這種「專學讀書」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從日文轉譯西學書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極具誘惑力。於是，一讀者來信詢問究竟，而引發梁啟超的對答：真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為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為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訛偽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遊，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數重版矣，而一復讀，尚覺汗顏。
盡管《和文漢讀法》當年曾是暢銷書，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過眼煙雲，等到九十年代我來搜訪時，這一本百年前的小書初版本更是芳蹤難覓。
最早的刊本雖然尋訪不到，相關的出版資料倒有所發現。在《清議報》第６４冊（１９００年１１月）的廣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漢讀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書指示讀日本文之法，簡要明白，學者不費數日之功，便可讀日本文之書籍。寓東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茲由本館代售，每冊定實價銀兩毫，不折不扣。外埠郵費照加。上海寄售：拋球場掃葉山房書坊。
據此可得出幾點認識：一，《和文漢讀法》的首版應刊行於１９００年，其時，梁啟超正出遊夏威夷與澳洲。二，此書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議報社承印。三，刊成後亦轉入國內，以上海為集散地。四，書價標明為銀兩毫。梁氏這本小書的盛行一時，充分體現了晚清知識界對求取新知的渴望。當年由梁啟超編寫《和文漢讀法》，以及由此生發出的一則傳言──謂梁在檀香山時，「嘗從何惠珍女士習英文數月，東歸後乃倡言已深得習讀英文秘訣，特條舉所讀英文法初階前項十餘類，編著英文漢讀法一小冊，以惠初學。謂凡讀此書者，不數月即可翻譯英文書籍。」（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寵惠軼事》）──也表現出梁氏喜談治學方法與熱心啟蒙的獨特心態。其實，梁啟超對此早有自嘲妙語：「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節）然而，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愛處。
梁氏與德富蘇峰
《飲冰室自由書》中一篇《煙士披里純》曾引起一樁「剿襲公案」。
對梁啟超的「新文體」影響最大的日本文學家，首推德富蘇峰。兩人的文風以及在輿論界的地位有許多相似之處，以致１９１７年德富蘇峰來中國時，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員還對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啟超，而梁啟超是中國的德富蘇峰，這是我等同人間的評價。」
德富蘇峰明治年間出版的「國民叢書」，不僅風行日本，而且在留東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馮自由稱，「凡涉足彼都之留學生，亦少有不讀過蘇峰著之國民小叢書也。」無怪乎德富氏來華，曹汝霖、張繼都對他說，留學日本時，他們是「『國民叢書』的愛讀者」。梁啟超１８９９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輪船上，也曾閱讀「國民叢書」數種，並因此萌發「文界革命」的思想。
愛讀的原因，從文體方面看，中、日兩國讀者卻有頗大的出入。對於初通日文門徑的中國人來說，德富蘇峰文章的「漢文調」提供了閱讀的特殊便利。而對於日本人來說，德富蘇峰最為人稱道處，恰在於他使用了新興的歐文直譯本。無論從何種角度贊賞德富蘇峰之文，其漢文調、歐文脈的文體確乎對晚清中國文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並經由梁啟超成功的模仿與融合，化生為「新文體」，風靡全國。
由於《飲冰室自由書》所取的自由隨意形式（順便提一下，這種雜文形式的出現也得益於德富蘇峰的「國民叢書」），「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抄書」，作者並不避諱其中有剿襲的成分。不過，處理方式也有不同。註明為德富蘇峰所作的譯文有三篇：《無名之英雄》、《無欲與多欲》與《機埃的格言》，而那篇《煙士披里純》則屬於經過刪改後據為己有一類。
「煙士披里純」即英文 inspiration（靈感）的音譯。１９０１年１２月，此文在《清議報》第９９冊刊出後，當時似未受到攻擊。直到１９０３年，因《新民叢報》第２６號（１９０３年２月）《叢報之進步》一文評議各報刊時，對《大陸報》也有批評，才招致其猛烈回擊。該刊第６期（１９０３年５月）《敬告中國之新民》即指責梁啟超「拾德富蘇峰第一二唾餘，以實《自由書》」；而同期署名「新民之舊友」的《與〈新民叢報〉總撰述書》及《大陸報》主筆的文本附言，則對梁啟超進行了更尖刻的嘲諷，稱其大量剽竊德富蘇峰之文，「不過為新聞記者中之一乞兒、一行竊者而已」。
其實，剿襲的行為在當時並不罕見，如鄒容的《革命軍》中，便有許多文字出自譚嗣同、梁啟超、《國民報》等處（見隗瀛濤、李民《鄒容傳論》）。在新思想、新知識競相輸入的晚清，知識界往往以風氣之先為榮，一有新說，人爭傳述，並沒有今日「知識私有」、「版權所有」的觀念。這也是一個以普及為主的時代的特徵之一吧。在梁啟超，讀德富蘇峰文章，未嘗沒有一種「先得我心」的感覺，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當作了自己的思想。

❻ 梁啟超的故事。

1，梁啟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

2，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隨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

3，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但是這種居於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

4，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 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乾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布要「預備仿行憲政」了。

5，以後，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

6，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徵，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於技窮。

(6)梁啟超關他故事擴展閱讀：

1，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

2，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

4，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

5，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❼ 梁啟超的故事

梁啟超(1873～1929)，廣東省新會縣人，我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和康有為共同領導了「戊戌變法。」
梁啟超少有異才。他4歲開始認字，6歲讀完了「五經」，9歲時能寫出洋洋千言的好文章，11歲考中秀才，16歲中舉人，享有「神童」之譽。
10歲時，他跟著父親去新會縣城應「童子試。」父子倆暫住老相識李秀才家。其時李家庭院杏花盛開，煞是好看，小啟超起個大早去摘花，被父親看見。父親喊他進屋裡，他急忙把一束杏花藏在衣袖之中。父親想教訓他，便出了個上聯：「袖裡籠花，小子暗藏春色。」這時，啟超正坐在一塊大鏡子前面。他靈機一動，答道：「堂前明鏡，大人明察秋毫。」和父親坐在一起的李秀才，正打算出門。僕人來報說車子已經准備好了。李秀才對啟超說：「孩子，我還有一聯：推車出小巷。」梁啟超用手摸摸腦袋，立刻對道：「策馬入長安。」李秀才當即把他攬入懷里，口裡不停地說：「果真神童!果真神童!」三聯閱讀3lian.com/zl/轉載請保留
後來，少年梁啟超為維新運動四處奔走，曾路過武昌，特意去拜訪洋務派首領、湖廣總督張之洞。梁啟超投的名帖署款為：「愚弟梁啟超頓首拜。」
張之洞見後大為生氣，心想：你小小少年，又是布衣平民，怎敢狂妄地同官位很高、年紀又大的一品總督稱兄道弟?一定得戲辱他一頓，便出一上聯讓門子送到門外。梁啟超一看，寫的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無禮稱愚弟。」梁啟超看罷，微笑著寫出下聯：「行千里路，讀萬卷書，俠士有志傲王侯。」張之洞看了，驚嘆不已。知啟超不是凡人，立即整裝迎出大門。
梁啟超博學多才，寫了不少有關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學、法學、宗教方面的文章，後輯為《飲冰室合集》。他的學術思想，對當時和後世的青少年，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❽ 關於梁啟超的小故事及評價

敢於「師敵長技」
1899年冬，梁啟超漫步東京上野。適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際，親友迎送，「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還是其間為入營者題寫的標語──「祈戰死」。
梁啟超感慨系之：「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當時日本的報刊上，為配合軍事行動，曾廣泛開展了有獎徵集歌詞的活動，這當然是為其對外擴張作宣傳的。所以，對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觸日本軍歌必定是痛苦的閱讀經驗，而可貴處，在於他們的「師敵長技」的堅忍不拔。梁啟超的學生蔡鍔不僅全篇抄錄了由王韜翻譯的德國的《祖國歌》，而且標舉日本音樂教育情況以為示範：
日本自維新以來，一切音樂，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則為學校功課之一。然即非軍歌軍樂，亦莫不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聞之餘，自可奮發精神於不知不覺之中。
此論為黃遵憲所見，深受啟發，因此決心補闕，當即作《軍歌》二十四章。梁啟超初時只得其中的「出軍歌」四章，已大為興奮，迫不及待地刊發於同年11月問世的《新小說》創刊號上。
1905年，橫濱大同學校學生欲演出新劇，請梁操筆。梁為撰《班定遠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軍談》，幾成軍歌演唱會。劇中漢朝士兵唱過廣東《龍舟歌》的新詞，又搬來軍樂隊，高唱《從軍樂》。作詞與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確，即「提倡尚武精神」。《從軍樂》全篇十二章，可與黃遵憲的《軍歌》媲美。末章歌詞如下：
從軍樂，告國民：世界上，國並立，競生存。獻身護國誰無份？好男兒，莫退讓，發願做軍人。
從軍樂，樂凱旋。華燈張，彩勝結，國旗懸。國門十里歡迎宴。天自長，地自久，中國萬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與黃遵憲所作歌詞中，都含有「爺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寫，且都置於相當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從軍樂，初進營。排樂隊，唱萬歲，送我行。父娘慷慨申嚴命：弧矢懸，四方誌，今日慰生平。」
不過，與杜甫《兵車行》中「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的悲痛欲絕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從軍樂」、「沙場死」的豪壯語相激勸。很清楚，這本是基於對日本軍人送行情景的記憶。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確立為國戰死的軍隊意識，使中國在強敵環伺、弱肉強食的危境中，得以發憤圖強，反敗為勝。
康梁家教之別
在梁啟超家中，能集中出現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禮如此眾多的知名學者，則梁啟超在子女身上花費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顯得情長兒女。
下列事例或許最能表露梁啟超與康有為這兩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異。梁啟超曾希望二女兒思庄學生物。作此建議，在梁氏是經過縝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慮，「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家裡的憾事」；也有學術的考慮，梁認為，生物學是「現代最進步的自然科學，而且為哲學社會學之主要基礎」；小而言之，對女孩子來說，它是「極有趣而不須粗重的工作」，因而「極為合宜」，且「容易有新發明」；大而言之，「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男子也很少）」，故鼓勵女兒「做一個『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為思庄的缺乏興趣與苦惱不安而最終放棄。梁啟超反加以肯定：「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體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話」。正是由於梁氏能夠體貼個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們的選擇，梁思庄日後才能成為有成就的圖書館學家。
與之適成對照的，則有康有為弟子盧湘文寫的《萬木草堂憶舊》中的記述。盧氏以資深教育家的體驗，對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學、擬新編蒙學書的計劃評論說：「蓋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不能為低能兒童之設想。」其編書之懸的過高、不切實際，註定在教學實踐中無法應用。這自然與康所教萬木草堂生徒「皆一時之秀」有關，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讀書的甘苦。他曾把女兒康同復送到盧處受教，並言：「此女甚鈍，幼時嘗教以數目字，至數遍尚不能記，余即厭惡之。」（《婦孺韻語》）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兒。
兩相比照，我們也可以體味康有為的強悍與梁啟超的平易，從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貫之。由此更推進一步，二人治學以及思想歷程之不同，也約略可見。康氏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氏則「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轉移與梁之與時推進、久領風騷，便從此分途。
《和文漢讀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學習西方」的熱潮中，一本被視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書──《和文漢讀法》曾流行一時。直到1934年周作人寫作以此書名為題的隨筆時，還對這本出版於三十多年前的語言讀物念念不忘，稱「其影響極大，一方面鼓勵人學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誤會，把日本語看得太容易」，並且說，「這兩種情形到現在還留存著」（《苦竹雜記·和文漢讀法》）。周氏乃過來人，其言亦真實可信。
至於此書的作者，當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據記憶，寫明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啟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證。先是梁氏在《新民叢報》第9號（1902年6月）刊出《東籍月旦》，言及讀日文有「簡便之法」，習得此法，則「慧者一旬，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這種「專學讀書」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從日文轉譯西學書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極具誘惑力。於是，一讀者來信詢問究竟，而引發梁啟超的對答：真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為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為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訛偽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遊，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數重版矣，而一復讀，尚覺汗顏。
盡管《和文漢讀法》當年曾是暢銷書，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過眼煙雲，等到九十年代我來搜訪時，這一本百年前的小書初版本更是芳蹤難覓。
最早的刊本雖然尋訪不到，相關的出版資料倒有所發現。在《清議報》第64冊（1900年11月）的廣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漢讀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書指示讀日本文之法，簡要明白，學者不費數日之功，便可讀日本文之書籍。寓東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茲由本館代售，每冊定實價銀兩毫，不折不扣。外埠郵費照加。上海寄售：拋球場掃葉山房書坊。
據此可得出幾點認識：一，《和文漢讀法》的首版應刊行於1900年，其時，梁啟超正出遊夏威夷與澳洲。二，此書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議報社承印。三，刊成後亦轉入國內，以上海為集散地。四，書價標明為銀兩毫。梁氏這本小書的盛行一時，充分體現了晚清知識界對求取新知的渴望。當年由梁啟超編寫《和文漢讀法》，以及由此生發出的一則傳言──謂梁在檀香山時，「嘗從何惠珍女士習英文數月，東歸後乃倡言已深得習讀英文秘訣，特條舉所讀英文法初階前項十餘類，編著英文漢讀法一小冊，以惠初學。謂凡讀此書者，不數月即可翻譯英文書籍。」（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寵惠軼事》）──也表現出梁氏喜談治學方法與熱心啟蒙的獨特心態。其實，梁啟超對此早有自嘲妙語：「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節）然而，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愛處。
梁氏與德富蘇峰
《飲冰室自由書》中一篇《煙士披里純》曾引起一樁「剿襲公案」。
對梁啟超的「新文體」影響最大的日本文學家，首推德富蘇峰。兩人的文風以及在輿論界的地位有許多相似之處，以致1917年德富蘇峰來中國時，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員還對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啟超，而梁啟超是中國的德富蘇峰，這是我等同人間的評價。」
德富蘇峰明治年間出版的「國民叢書」，不僅風行日本，而且在留東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馮自由稱，「凡涉足彼都之留學生，亦少有不讀過蘇峰著之國民小叢書也。」無怪乎德富氏來華，曹汝霖、張繼都對他說，留學日本時，他們是「『國民叢書』的愛讀者」。梁啟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輪船上，也曾閱讀「國民叢書」數種，並因此萌發「文界革命」的思想。
愛讀的原因，從文體方面看，中、日兩國讀者卻有頗大的出入。對於初通日文門徑的中國人來說，德富蘇峰文章的「漢文調」提供了閱讀的特殊便利。而對於日本人來說，德富蘇峰最為人稱道處，恰在於他使用了新興的歐文直譯本。無論從何種角度贊賞德富蘇峰之文，其漢文調、歐文脈的文體確乎對晚清中國文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並經由梁啟超成功的模仿與融合，化生為「新文體」，風靡全國。
由於《飲冰室自由書》所取的自由隨意形式（順便提一下，這種雜文形式的出現也得益於德富蘇峰的「國民叢書」），「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抄書」，作者並不避諱其中有剿襲的成分。不過，處理方式也有不同。註明為德富蘇峰所作的譯文有三篇：《無名之英雄》、《無欲與多欲》與《機埃的格言》，而那篇《煙士披里純》則屬於經過刪改後據為己有一類。
「煙士披里純」即英文 inspiration（靈感）的音譯。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議報》第99冊刊出後，當時似未受到攻擊。直到1903年，因《新民叢報》第26號（1903年2月）《叢報之進步》一文評議各報刊時，對《大陸報》也有批評，才招致其猛烈回擊。該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國之新民》即指責梁啟超「拾德富蘇峰第一二唾餘，以實《自由書》」；而同期署名「新民之舊友」的《與〈新民叢報〉總撰述書》及《大陸報》主筆的文本附言，則對梁啟超進行了更尖刻的嘲諷，稱其大量剽竊德富蘇峰之文，「不過為新聞記者中之一乞兒、一行竊者而已」。
其實，剿襲的行為在當時並不罕見，如鄒容的《革命軍》中，便有許多文字出自譚嗣同、梁啟超、《國民報》等處（見隗瀛濤、李民《鄒容傳論》）。在新思想、新知識競相輸入的晚清，知識界往往以風氣之先為榮，一有新說，人爭傳述，並沒有今日「知識私有」、「版權所有」的觀念。這也是一個以普及為主的時代的特徵之一吧。在梁啟超，讀德富蘇峰文章，未嘗沒有一種「先得我心」的感覺，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當作了自己的思想。

❾ 梁啟超的故事演講200字作文

《梁啟超材料》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啟超住進協和.經透視
,醫生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內,遂予以手術割容除.術後解剖此腎,果見有一大如櫻桃的黑點,但不是癌症.後來,社會上流傳的說法是：醫生由於判斷失誤,竟將健康的腎切去,梁啟超被錯割了腎.
就在反對西醫的聲音越來越強時,梁啟超寫了一份英文聲明,題目是《我的病與協和醫院》,至今保存在病案中.聲明後來被翻譯成中文,發表在《晨報》上.他寫道：「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葯,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梁啟超之所以為協和辯護,是因為不希望別人以他的病為借口,阻礙西醫在中國的發展.他說：「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

❿ 梁啟超故事的主要內容

斥責志摩
民國十四年（1925年）陰歷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梁啟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47]

錯割右腰
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復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48]

兩遭掌摑
梁啟超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啟超南下上海，與黃遵憲、汪康年等籌辦《時務報》（旬刊）。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並有幸結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後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啟超。[49] 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啟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啟超秉承師意拒不發表，章對此不悅，後因對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發沖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將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於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顏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杯對眾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梁啟超率數人至章處問罪，梁啟超學生先動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並非梁啟超被章太炎掌摑。
維新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追隨康有為逃日本避難，恰孫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為清朝壓迫，經此慘禍當能自省，乃請人約見。但康有為等人卻堅持以「大清子民」為念，要死保光緒帝，將孫中山看作是亂黨，拒絕合作，但隨著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在日本華人中影響日益壯大，康為拉攏孫中山的部下派梁啟超等人前去協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孫中山放棄原來主張加入他們所謂的勤王運動，梁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誆騙到他們的活動之處，忽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光緒的衣帶詔要孫中山等人叩拜，孫當然拒絕，梁卻指使眾人不讓他們走，陳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啟超的衣領輪起左臂就是一記耳光，打得梁踉蹌幾步幾乎摔倒，接著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曰「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丑，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嚇得康黨眾人皆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