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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學前教育特點

發布時間: 2020-11-18 03:31:16

㈠ 古代中國學前教育與一般家庭學前教育的最大區別是什麼

古代中國學前教育與一般家庭學前教育的最大區別就是古代學前教育,一般都是有錢的,人家請失主先生為孩子單獨教書,而現在都是學前教育,都是進入幼兒園統一進行指導。

㈡ 中國古代學前教育的優點

學前教育是指從出生到六歲前兒童的教育。學前教育學就是專門研究學前教育的規律的科學。

㈢ 中國古代學前家庭教育的基本特點是什麼

一、按年齡安排的學前教育計劃
1.《禮記.內則》中記載的學前教育計劃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早的關於學前教育的記錄
2.古代學前教育無統一的和明確的年齡劃分
二、兒童生活常規的培養
1.兒童自身行為舉止
2.長輩召見之禮
3.求見長輩之禮
4.養成講究衛生的習慣
三、初步的道德教育
1.自幼培養正確的志向
2.鼓勵自幼行善積德
3.要求自幼養成誠實無欺的品德
4.禮讓

㈣ 中國古代學前教育史,有哪些教育思想和實踐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和繼承

古代的胎教,家庭教育,蒙養教育,游戲啟蒙

㈤ 中國古代學前教育思想的科學性表現在哪裡

社會常識教育,比如《百家姓》,使孩子們認識社區。

㈥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儒學的正統地位對於學前教育有何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就其內容和結構來看,儒道兩家的思想無疑是主體;就其特質來看,儒道兩家思想的互補最具決定性和典型的意義。在中國古代社會後期逐步確立的儒釋道多元互補的穩定的文化結構中,儒道兩家思想的交融互補居於首要的和基礎的地位。因而,了解儒道互補,對於把握中國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層底蘊,都是至關重要的。
儒道之互補,是以兩家學說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廣泛而又明顯的差異為前提的。這些差異只是儒道兩家關注的問題不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並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對立的,並不構成激烈的沖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兩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輔相成、恰相對待的局面。它們各有長短得失,且此家之長正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從而使得兩家思想的互補成為必要和可能。
本文擬以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為例,對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和由此形成的互補機制以及其他相關問題進行簡要的分析和討論。
一、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
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中,當推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對中國的文化傳統產生的影響最深最廣最大。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兩大學派的創始人,他們的思想學說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最終形成了儒道兩家的不同傳統,奠定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差異是十分廣泛的,但就其最主要的方面而言,莫過於理論上各有偏重和價值觀念的不同。下面分別對這兩方面加以討論。
一般而言,老子比較偏重於對形而上的問題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體論和宇宙論;孔子則偏重於對人與人的關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倫理學。就本體論和宇宙論而言,孔子的思想在這方面基本上是闕如的,而就倫理學而言,這方面也不是老子關心的重點。
老子提出了道作為自己學說的最高范疇,並加以系統化的論證。以道為核心,老子展開了他的全部學說。特別是其中關於宇宙起源和本體的探討,以及系統的認識論學說和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更是具有獨創性的哲學思想--這里指的不是廣義的哲學。毫無疑問,老子的道論開創了中國哲學中的形上學傳統,道是中國古典哲學無可爭議的最高范疇,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概念、范疇出於老子的最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完全可以說,老子是中國哲學的開創者。中國哲學能與西方哲學對話,主要有賴於道家,特別是有賴於老子的思想。對此,張岱年先生就曾說過:老子的道論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開始,這是確然無疑的。……在中國哲學本體論的發展過程中,道家學說居於主導地位。
孔子則是中國古代倫理學的開創者。孔子提出了仁作為自己學說的最高范疇,為人類的道德生活確立了最基本的原則,力圖以仁愛的精神改善日益緊張的人際關系,並由此入手來解救社會危機。孔子以仁為核心范疇,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規范,建立了完整的倫理道德學說,並以此作為自己學說的主體內容。孔子的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濃重的倫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見,老子和孔子由於所關注和思考的主要問題的不同,形成了他們在思想理論上各有偏重。馮友蘭先生在《新原道》一書中,曾以極高明而道中庸為標准來評價古代的學說。他在評論孔、孟時認為:他們於高明方面,尚未達到最高標准;在評論老、庄時認為其哲學極高明,然於道中庸則不足。在馮先生看來,孔、孟思想的特點在於道中庸,於倫理道德的領域見長;而老、庄思想的特點和優勢則在於極高明之形上哲學領域。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所表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可謂見仁見智,各有千秋,並無優劣之分。
這里需要申明的是,本文所說的道論專指圍繞道進行的形而上之哲學思考,而不是泛指所有關於道的言論。道範疇並非道家的專利,先秦各學派都談論道,而且都不在少數,可謂儒有儒道,墨有墨道。不過,諸家之道皆為政治、倫理范疇,唯有道家之道具有形而上的哲學意義。就儒家而論,《論語》中道字凡76見,多為人倫之道,且孔子從不談論天道,有子貢所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為證。在儒家學說中,仁、義、禮等都是具體的道德原則和規范,而道則具有更高的概括性,泛指儒家的最高追求,或曰儒家的真理、主義。士君子都應志於道,不惜以身殉道,甚至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也泛指儒家的所有主張,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 [4]是也,它內在地包含著所有具體的道德原則和規范,而這些具體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則是道的不同表現形式和實現道的途徑與方法。如孔子說:行義以達其道 ,孟子也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親相善的關系,以這種最基本的道德准則來處理人際關系,便是儒家之道。因此,不論是孔子的殺身成仁還是孟子的捨生取義,都是以身殉道。總之,儒、道兩家雖然都重視道,但兩家各自的道只是符號形式相同,意義和內容卻有根本的差異,道家的道以形而上的哲學意義為主,儒家的道則為倫理、政治范疇。
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為道家注重天道,輕視人事,實際的情況恐非如此。道家雖然善於在宇宙的背景中思考,道家著作雖然以談論天道和哲理為一大特色,但終歸還要落實到社會和人生中來。如《老子》書中談天道和哲理要超過任何一部古代典籍,因而說道家注重天道是沒有問題的。但說道家輕視人事,恐怕就不合於事實了。以《老子》為例,書中的主要篇幅還是談社會政治與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談社會政治與人生,有的是從哲理中引出社會政治人生,或從社會政治人生中提升出哲理,有的則兩者兼而有之;即使是只談抽象哲理的語句,就《老子》全書而言,最終也是要為社會人生求得天道觀方面的依據和指導。因而老子所開創的道家有著豐富的關於社會與人生的哲理性思想,正是由於道家對社會人生問題的關注,並提出了與儒家迥異的看法和解決方式,因而才能在這一廣大的領域同儒家學說形成互動和互補。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另一主要差異,在於價值觀念的不同。
大體來說,孔子開創的儒家的價值觀,以人文主義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強調積極進取,投身社會事業。老子開創的道家的價值觀,以自然主義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內心的寧靜和諧,主張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由於價值取向的差異,儒道兩家對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人生道路便有了不同的設計。儒家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持樂觀的態度,為士人君子設計了一條進取型的人生道路。在儒家看來,個人的價值必須置於社會群體中才可以實現,人生只有投身社會事業才有意義,他們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應為之奮斗的目標,主張個人應盡可能多地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道家對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則持有一種謹慎、冷靜的態度,他們敏銳地意識到文明的進步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對社會發展的曲折性有充分的估計,對人類在不斷進取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問題和對人性本身的扭曲與傷害有足夠的思想准備。老子及早地觀察到了這些我們今天稱之為異化的現象,予以了高度的重視,並且提出了自然主義的原則,力圖用回歸自然的方法來避免、克服和矯治之。老子的這一思想是深刻的,老子學說中的許多內容都是針對社會和人性的異化現象提出來的。在老子看來,人性的真朴永遠應該是人生進取的出發點,社會發展和人生進取都不應以喪失自然和諧和真朴之性為代價。
關於老子和孔子所代表的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應該客觀地對待,而不應把它們誇大。對此,有一些誤解有必要在這里澄清。
首先,從總體上看,儒家倡導進取型的人生,道家則比較超然通達,故而給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實並不盡然。事實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時具有積極用世和超然通達兩種心態,只不過孔、孟更為用世些而老、庄更為超然些罷了。老子和莊子都具有很強的文化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只是他們較多地以批評者的面目出現而有別於孔、孟而已。孔、孟在積極進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懷有超然通達的心態,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欣賞曾點式的超脫曠達,對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的人心嚮往之,並認為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甚至萌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的念頭,荀子也述孔子之言曰: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 [11];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12]孔、孟這種矛盾心態或靈活態度是他們在天下無道,人生常窮而不得志的社會現實中不得不採取的一種自我調節和心理准備,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老、庄是一樣的。在後來經過歷史選擇而逐漸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得到了強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種超然與靈活的心態逐漸被淡化乃至被遺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懷卻被淡忘,其超然通達的方面卻被突出,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觀者的面目出現,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來應付逆境和在人生進取中起調節緩沖的作用。總之,本來面目的孔、孟、老、庄與歷史鎖定的孔、孟、老、庄,都是應該區別對待的。

㈦ <學前教育史>評述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原則。

古代家庭教育原則:

1、以身作則

以身示教是以父母的身體力行來感化教育幼兒,就是所謂的身教重於言教。讓幼兒以父母的作風、品質、性格、愛好作為自己效仿的樣板。

2、因材施教

讓學生們各盡其才,各展所長了解學生的特長,引導學生發現自己的興趣和才能去學習。

3、重視環境陶冶

自覺地利用環境對少年兒童進行積極的影響,充分展示幼兒園個性魅力和辦園特色的園所文化。

4、愛與教相結合

父母對孩子的愛是一種天性,也是教育子女的必要條件,所以父母之愛要符合一定社會的公理,應該是理智而合乎分寸。

5、重視趣味性

不能不顧兒童心理發展特點對兒童進行嚴格的拘束和限制,直觀形象富有感染力的激情等能最大限度感染孩子快樂的成長。

6、「知子」與「均愛」

要准確地了解兒童的愛好和稟性,才能選擇良好的方法進行教育,才能切中問題要害。

(7)中國古代學前教育特點擴展閱讀:

古代家庭教育傳統:

1、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家庭傳統家風的培養,顏之推就強調,「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於染絲,是之謂也」。

2、家庭教育優良傳統和方法是傳統教育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它直接陶冶著民族精神,鍛造著民族性格,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的歷史文化淵源和動力源泉,對於我國當前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開展家庭美德教育,具有深遠的借鑒意義。

㈧ 中國古代儒學的正統地位對於學前教育有什麼影響

  1. 有人說,中國古代儒學的正統地位的標志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也許是後人對儒學斷章取義(之所以這么說可以仔細讀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文化與後世儒學的區別)拿來為統治者的開始,但其實就算在漢代,儒學的影響也並不大,更不要說漢以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亂世,再到隋朝的一統,然後就是令世界甚至後世仰望的大唐,某些學者真正把儒學拿來為統治者服務的應該是宋代,當然漢代董仲舒應該給了靈感。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集為大成。

  2. 儒學真正對學前教育起到影響的也應該在宋代以後,宋代是個特別的朝代,國民生產總值世界居首,而且是個最適合文人生活的朝代,可以說被斷章的儒學是最適合當時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學說,因此也成了學前教育的課本。

  3. 實際上儒家經典四書五經還是比較深刻的,也因為其深刻造成了某些大儒們可以隨便解讀,最後解讀成了對統治者有利的方向去。同時也因為他們的深刻是不適合啟蒙教育的,因此蒙學只是對其主要思想進行簡化,形成幾本蒙學。

  4. 中國傳統蒙學教材主要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等

《三字經》算是比較尊重原始儒學思想的,畢竟因其比較基礎,而且針對的是兒童,還是要比較客觀的。舉幾個例子,

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

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

這里就比較原始地反應了,父子,夫婦,兄弟等之間「互相」關系,而到了大儒們那裡就成了「君為巨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單向制約。巨為君什麼,子為父什麼,妻為夫什麼就略去了。

三字經里也談論到學習方法:

經子通,讀諸史。

先讀十三經,是作為工具書,再讀諸子百家,是了解人的思想和立場,再讀史,才能懂得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

……

總之,儒家既被統治者斷章取義地利用著,同時又迸發出耀目的文化之光,對古代啟蒙教育有著極其積極的作用。相對很具有積極意義的啟蒙教育來說,十年寒窗苦讀(相當於中學大學)加上應試科舉也許才真正是文化的枷鎖。

㈨ 中國古代學前教育和外國古代學前教育的異同

到了古王國末期和中王國時期 , 皇族子弟為繼承皇權和登上最高統治者的寶座,除了年幼時期專有乳母、保姆等精心喂養外,還要進入宮廷學校學習。 • 宮廷學校是融學前教育和初等教育為一體的一種教育形式 , 是由國王 ( 法老 ) 在宮廷中專門開設的。邀請富有經驗的僧侶、官吏、文人、學者任教 , 有時法老親自傳授。 • 宮廷學校里的兒童的學習內容除了做游戲、聽故事、習字書寫、學習初步知識外 , 從小就被灌輸敬畏日神、忠誠國君的說教 , 還要模仿成人試行宮廷的習俗和禮儀 , 以便養成未來統治者所應具備的言行舉止。宮廷學校對這些皇室後代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 , 懲戒和鞭打是常用的方法。

㈩ 中國古代儒學的正統地位對於學前教育有什麼影響

儒家copy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士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准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對於學前教育,古代兒童啟蒙讀本中有這樣的內容:「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反映了在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能夠因學得仕,並不受到家族等級的嚴格限制,也反映了社會對文化的普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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