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教育簡介

Ⅰ 關於中國近代教育的史料有哪些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舒新城。版

《近代中權國教育史料》脫稿於民國十五年冬，其時雖曾於報紙雜志中不時見「黨化教育」之名，但其內容如何，因編者住居地（南京）尚未入國民，政府勢力范圍，受郵件檢查之限制，極不易搜集具體材料以證實之。「黨化教育」系由孫中山「以黨建國」而來，為中國新教育史上之特殊事實，其影響於教育之各方面者甚大。雖此四字之含義尚未有法制上之嚴格規定，但從已有之法規政綱及行政人員之言論上，亦可窺見其趨向之一般。茲於整理清樣之便，特將十六年八月以前之關於黨化教育重要材料補錄於第四冊之末，額日《近代中國教育史料?補編》，略示黨化教育之源淵與趨向。其詳當俟《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續編也。

Ⅱ 中國近代教育的普及與發展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傳統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演變。逐步形成了具有明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色彩的中國近代教育體系，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和與反帝反封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相適應，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進步的思想家，主張變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中心的向西方學習的口號。這一思想不僅對以後的變法維新運動影響很大，而且為西方近代體育引進中國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務運動的「新教育」與西方近代教育的輸入
19世紀60年代，清朝統治階級中一些掌握軍政實權，以鎮壓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軍閥如：奕訁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國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敵不過西方的輪船大炮的。為了實行對內鎮壓人民革命、對外禦侮圖強，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推行所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在教育方面，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興辦「西學」，以培養科技人材。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各地開辦了造船、兵器等工廠；開辦了外語、船政、機器、軍事等學堂；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各國學習。這稱之為「新教育」。它是中國設立近代式學校的開始。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鎮壓起義和反抗斗爭，先後在天津、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聘請外國軍官，廢棄傳統的騎射、「弓、刀、石、技勇」，改練洋槍、洋炮、洋操，訓練新式的陸海軍。這樣，做為體育運動的體操首先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出現了。但此時的體操主要是英國的兵操，包括列隊、刺殺、戰陣與戰術等。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軍事的需要，還開辦了一些軍事學堂。如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福建船政學堂等等。這些軍事學堂聘有外國教官，依照外國軍事學校辦理。軍事學堂除開設一些近代軍事學科外，並設有體育課程，稱為體操課。如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入學，授以英國語言，翻譯文法……推步、測量、駕駛諸學。慮其或失文弱，授之槍，俾習步伐；樹之桅，俾習升降」，「以升降嫻其技藝，即以練其筋力」。由此看來，洋務派的軍隊和學堂教育是近代西方體育輸入我國的開端，在一定意義上講，洋務運動對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2．維新運動的教育思想與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戰爭，中國慘敗以後，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進行改良，變法維新，被稱為維新運動或維新主義。在維新運動期間，先後頒布了一些有關教育方面的上諭。如：（1）籌辦京師大學堂。（2）令各省督、撫、將、將盛州、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地方自行捐辦的義學、社學等，也一律兼習中西學。（3）所有中小學應讀之書，仍由官書局編譯、頒布遵行。（4）設立農業、茶務、蠶桑、醫學學堂。（5）派人出國游學。可以看出，維新派主張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來改良封建主義的「舊學」，提倡從「西學」入手，組織學會，興辦學校，開發民智。雖然維新運動僅一百天就失敗了，但維新主義的教育思想對以後的學校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他們從進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發展體育的主張，闡述了體育思想，促使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在維新派中，嚴復是中國最早的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先驅人物。他創辦了北京通藝學堂、上海復旦公學等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譯了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一書，譯名為《勸學論》。他是首先在我國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德、智、體三育並重教育的維新主義者。嚴復認為改良中國的社會，自強圖存，保種保國，主要應從三個方面著手，「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國家三強：「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他提出的自強保種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強健的身體，有「血氣體力之強」。他認為要具有強健的身體，一方面要通過體育和其它勞動「練體力」，一方面要講衛生。康有為在他的維新主義思想中，非常重視教育。他認為「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康有為的教育思想、體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書》中。他認為大同社會的學校教育應分為《嬰兒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四級。各級教育都要培養德、智、體、美各方面的發展，並提出了各級學校的目的任務、課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視體育，在《大同書》中，較系統全面地提出各級學校的體育和衛生的理論與應有的措施。如：在嬰兒院，注意飲食、嬉遊安息，壯兒體；在小學院，「體操嘗游步場無不廣大適宜，秋干、跳木、沿竿無不具備」；在中學院「體操嘗游步園、操舟諸莫不畢備」；在大學院，「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罕。這表明，康有為是從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教育思想基礎上來表述其體育思想的，《大同書》不僅提出了我國最早的一個全面、系統而富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為較為系統的學校體育思想。梁啟超師承康有為，非常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意義，甚至認為要使國家富強，「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他認為：「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張學校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德、智、體」發展的「新民」。他還認為「尚武」是新國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視尚武精神和學校體育。他在《論尚武》一書中，從國家、民族的存亡論述尚武的重要意義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民眾，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梁啟超的體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國、教育圖強愛國思想的組成部分。總之，資產階級維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體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們以「救亡圖存」為目的，從教育的觀點來論述和倡導體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這一思想對促進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學校體育的興起，尚武風氣的開拓，都起了極大的作用。
張伯苓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
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
4月5日清明節，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冥誕。我以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寄託「心祭」。那一個個方塊字，似乎都化成了與這位教育先哲進行心靈溝通的輕聲細語。
張伯苓先生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他從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講台，創辦新式教育，篳路藍縷，開拓前行，歷經北洋軍閥和民國時代，直至新中國成立。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張伯苓辦學伊始，即以凌厲的銳氣、開放的文化心態、「東西稱盛」的教育目標和宗奉不渝的獨特辦學理念，為把南開做成「私立民有」的學校不懈求索。南開以辦學立意高峻、校風優良、名師薈萃、人才輩出著稱。從南開走出了周恩來、吳大猷、陳省身、曹禺、葉篤正、劉東生、張忠謀（台灣台積電董事長）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實業家。梁啟超曾說：「南開為我教育界之一元氣」。孫中山也稱贊：「南開是世界有名的好學校」。胡適稱張伯苓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美國教育界評價張伯苓：「50年來，以堅定的信仰和毫不動搖的意志獻身教育，振興中華，是全國自信的象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先後授予張伯苓名譽博士學位。
改革開放後，國家在南開大學隆重紀念張伯苓誕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進步的、愛國的一生。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張伯苓是在舊時代辦教育，在復雜動盪的社會條件下，國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臨的生機與命運，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張伯苓要辦私立教育，沒有政府投入和納稅人供給，獨立支撐一座學府，經費就是頭等難題。1934年，張伯苓寫給南京教育部的報告中曾經慨嘆以私立學校有限之財力，「十五年來，屢感竭蹶」。張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說過，我作為燕京大學校長，在美國有一批潛在的贊助者，而張伯苓沒有這些條件。我深深知道，張伯苓在中國創辦一所私立大學的困難。張伯苓也說，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里台（即南開大學所在地）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甚至每棵小樹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實，要克服辦學困難，不是沒有「取巧」的辦法。比如擴大招生名額，增收學費，或者賣文憑，開「後門」，南開立馬會有轉機。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堅決不做有損學校聲譽的事情。張伯苓就是這么一個人，樂觀、進取、知難而進。每遇挫折總說：「不要緊，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請他做教育總長，張學良請他當天津市長，他都婉辭不幹，依然矢志不渝地帶領南開前進。
1937年，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南開被炸毀，校園被日軍盤踞，師生四散。面對如此慘局，張伯苓在悲痛中奮然表示，只要舉國抗戰，南開被毀算什麼？打完了仗，再辦一個南開。當時《中央日報》發表社論：「62歲的老人，34年苦心經營的學府，一朝毀滅，而所表現的態度，乃『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這就是南開精神。」這一張大報，破天荒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堅定的教育信念，是張伯苓實現他的奮斗目標和偉大事業的精神動力。而堅定的教育信念，又來自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執著期盼和巋然不動的定力。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就說過，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內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國之覺悟之崛起」。張伯苓的全部教育奮斗史即立足於此。
把教育的情愛播撒校園
學校是張伯苓的第二生命，學生是他的精神寄託。他從外地歸來，或從國外歸來，不先回家看妻兒，而是先到學校看師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頭扎在辦公室里，而是常到學生寢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學生談話。每周的「修身」集會，照例都給學生講話，從國家大事到人格養成，從南開校史到校訓校風，娓娓道來，入心入腦。周末也常常與學生在一起，或觀摩學生排演話劇，或站在學生堆兒里觀看球賽。新生入學，他能很快記住學生的姓名。南開中學滿千人之前，張伯苓幾乎都能叫出學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況。對於具有特長或者經濟困難的學生，他會格外給予關注。他把關愛、體貼貫穿於學生的學習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規勸、一份理解，不只傳遞著溫情和鼓勵，也蘊含了學生在課堂未必學得到的人生秘訣。當然，他對學生的愛，更多還是體現在為學生營造全面發展的文化氛圍上。南開以學生社團多、課外活動豐富多彩而聞名。正如周恩來所說，南開的教育是自由活潑的。當時的南開教育不是現在的「應試文化」，而是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培養學生適應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愛的教育》中曾說，教育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張伯苓對學生的愛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終把教師放在重要地位
張伯苓是教師出身的職業校長，深知教師特別是優秀教師對一所學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南開大學初期就明確提出「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他是教師的朋友，尊重教師，善待教師，讓教師當家作主，參與學校管理。後來張伯苓進一步提出，大學是學者為學問而聚集之所，吸引學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為此，要求南開各院系都要有相當的學術帶頭人，「才必上選，數必充實」，由他們組成教授團隊的核心。同時強調選聘和引進人才要堅持「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的標准，而不能「論學不論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張伯苓的教師觀影響了幾代南開的師資隊伍建設，形成了南開重視選拔培養優秀青年學者的良好風尚。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晚年在台灣發表紀念張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別談到南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教研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的經驗，認為南開在這方面確有極高的成就。所謂「予以教研環境」，無非是尊重人才成長規律，營造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於青年學者健康成長，當今創新人才呼之難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導向和教育價值觀上。
強調「三不」辦學主張
獨立的大學精神，最重要的體現是辦學特色。張伯苓注重從自有的資源出發，突出特色和精品，堅持把適應和引導社會需要放在首位，構建有特色的學科和創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貪大求全，堅守辦學的底線，控制發展規模，量力招生，絕不圖財擴招，不開「學店」，不賣文憑。他公開申明辦學「三不」主張：一曰不偏——堅持正確辦學方向；二曰不私——清廉為本，以誠立校，不以辦學為致富之門，不以辦學為狩官之階；三曰不假——不虛假招搖，不欺學生，不欺社會。「三不」主張既是校長的人格，也是學校的「校格」。南開憑此「安身立命」，也賴此賡續不衰。
張伯苓的辦學精神和辦學成就，在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中都有翔實的記述。為了盡可能將一個全面、立體的張伯苓展現給讀者，筆者多年埋首於故紙堆中，無論朝夕，孜孜矻矻，廣事搜求。不僅獲得了大量書刊資料，而且發掘了大量檔案秘籍，僅未刊的張伯苓函札即多達3000餘件；不僅追尋張伯苓的國內足跡，又遠赴哥倫比亞大學訪查張伯苓留美軼事，還從校友中得到不少有價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豐厚基礎上，爬梳剔羅，辨析考證，去偽存真，力求真實客觀，准確可靠。「年譜長編」在體例上也作了一些嘗試，加入歷史真象的細節探究與剖析，還原譜主所處時代的歷史語境，融史料與史識為一體，以期凸顯年譜兼具資料性與學術性的功能。
「年譜長編」或可成為真正認識張伯苓的資源，成為學習借鑒張伯苓辦學精神的寶庫。面對時下「娛樂化解讀」歷史人物的流風，耐心讀一點年譜之類的書，也許是一味不錯的清醒劑。

Ⅲ 中國教育近代史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新式學堂的創立和中國第一個近代學制「癸卯學制」的頒布實施，新式課程開始進入課堂，中國教育史學科被列為大學堂和師范學堂的正式科目。起初多引進外國的教材或講義，主要是翻譯、編譯、譯述日本學者的《內外教育史》、《東西洋教育史》、《支那教育史》之類的著述。同時也在開始籌劃、著手自編教材。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黃紹箕於1902年至1904年著手准備，1906年擬就大綱，而後由柳詒徵於1910年5月撰成的中國人自編的第一部《中國教育史》。
辛亥革命勝利後，中國頒布了第二個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中國新教育向前推進了一步，新式學堂的數量、規模、類型有了進一步發展，各級各類學校教材需求大增，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著述和教材編寫再度活躍。除繼續編譯日本學者的著述外，中國學者的著述也有所增加，如楊游的《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14年版)、李步青的《新制教育史》(中華書局1915年版)、佚名的《中國教育史講義》(未署明出版單位及時間)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留美學者郭秉文於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cation，由周槃譯述，以《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之名由商務印書館於1916年出版。該書原由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出版，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作序，中文版又有黃炎培作序，影響頗大。郭秉文自稱其撰著目的在尋求歷史借鑒，「正言之，為模範，為指南；反言之，則亦前車之覆轍也」。該書雖為教育制度通史，重點卻在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第一次將中國近代教育納入教育史研究范圍之內，可謂開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之先河。

在五四愛國運動推動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掀起新的高潮，民主、科學的新文化教育思潮波瀾壯闊，各種教育思潮、各類教育實驗紛紛亮相和開展，特別是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和民本主義教育思潮為代表的美國教育對中國教育影響的加深，以及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教育理論的傳播，為中國近代新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內容。隨著1922年「壬戌學制」的頒行，中國教育史學科的發展進入一個空前繁盛的階段，在不足二十年的時間內，中國教育史的著述數量大增，種類繁多，研究領域擴大，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充實，研究方法也有新的進展和突破，整體水平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一說1928年版)、陳青之《中國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4年完成中、下卷，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陳東原《中國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此外，還有周谷城《中國教育小史》(上海泰東書局1929年版)、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余家菊《中國教育史要》(中華書局1934年版)。1929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李浩吾(楊賢江)著《教育史ABC》，是一部史論性的教育史著作，獨具特色，被公認為是中國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編著的教育史論著。
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引起了更多關注，形成中國教育史學科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並且使中國近代教育史成為一個專門的、獨立的研究領域。除一般中國教育史普遍涉及近代部分外，還大量涌現出一批專門研究中國近現代教育史的著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華書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1928年版)、《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1929年版)、《中華民國教育史料》(1931年版)、《近代中國留學史》(1927年版)、《中華民國之教育》(1931年版)，以及周予同的《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版)及其書中所附之「中國現代教育紀事年表」。此外，還有陳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庄俞、賀聖鼎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4年版)、丁致聘的《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南京國立編譯館1934年版)，還有大量有關近代學制、教育思潮、教育行政、女子教育、地方教育等專題研究和論著。

Ⅳ 中國有什麼著名的近代教育家

1.蔡元培

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漢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2.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

安徽省歙縣人，中國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3.吳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

原名永珊，字樹人，四川榮縣人；是我國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和語言文字學家、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開拓者。他於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正式命名組建時擔任校長長達17年，直至1966年逝世，為人民大學的誕生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4.竺可楨（1890.3.7-1974.2.7）

字藕舫，浙江省紹興縣東關鎮（今屬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近代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者。

5.黃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

號楚南，字任之，筆名抱一。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號），改字韌之（辛亥年在上海趙鳳昌惜陰堂討論國事會議記錄簽署。

後見1915年《學生會會報》、1917年杭州《教育周報》），一作訒之，又改任之（署見《學生會會報》），別號觀我生，筆名抱一（見《小說月報》）、同父（見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見龍公《江左十年目睹記》），人稱琺琅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來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華職業學校設置琺琅科，附設琺琅工場，提出「勞工神聖，雙手萬能」口號，以致遭到少數人的譏刺為「琺琅博士」）。

(4)中國近代教育簡介擴展閱讀

教育家們

20世紀以來， 以何子淵、蔡元培、陶行知、厲麟似、晏陽初、黃炎培、陳鶴琴、梅貽琦、張伯苓等為傑出代表，教育界名家薈萃，大師雲集。

新中國的第一代教育家如黃炎培、陳鶴琴、吳玉章等從舊中國走來，跨越了兩個時代。作為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在教育的不同領域有開辟之功，晚年大多沉潛治學、扶掖後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霍懋征、斯霞、敢峰這批教育家，如春風化雨一般，提供了教育作為人學和「愛的藝術」最初的本土化營養。

Ⅳ 中國近代教育的時代特徵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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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

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是洋務運動。 洋務教育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它由興辦外國語學堂、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為開端，而後發展到創辦新式實業學堂，學習外國先進科技、軍事技術，再到派人出國留學，以便更直接、更迅速地掌握先進技術。洋務教育事業的興辦，首次改革了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培養了一批新型人才，客觀上為中國傳統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轉化作出了貢獻。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是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因為成立了京師大學堂。 中國的近代化教育是在洋務運動時期啟動的。 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開始，實際啟動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但作為承載中國教育近代化任務的洋務教育，在發展中表現為實踐上的沉重滯緩和指導思想上的本土化取向，這既給在華教會學校留下插足發展的空間，同時也設置了障礙。
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教育和技術現代化。

在洋務運動期間，洋務派感到，辦這些新事業除了需要大量的資金外，還需要大量的人才。於是，他們仿效外國，興辦了一些洋務新學堂，以培養各類專門人才。據統計，至1896年為止，各地洋務派開辦的洋務學堂有34所。這些學堂大多是專門性的實用技術學堂，規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據一些資料估算，到甲午戰爭前後，各洋務學堂畢業的學生約計已有一千數百入。

此外，洋務派還通過派遣留學的途徑培養人才。如著名的鐵道工程專家詹天佑，便是洋務派派赴美國留學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原學航海駕駛技術，曾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後來成為著名思想家兼翻譯家的嚴復，也曾被派赴英國留過學。據統計，洋務運動時期派遣出洋留學的人數共有200餘人。此外，在洋務派所辦的現代工礦企業中，還鍛煉出了一批精通現代科學技術的工程人員，有的還成為最早向中國全面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傑出學者，如精通數學的華衡芳，精通化學物理的徐壽、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時，在洋務派所辦軍事、民用企業的近4萬名工人中，還鍛煉出了一大批掌握現代大機器生產的技術工人，成為中國無產階級中早期的技術力量。毫無疑問，上述在洋務運動中鍛煉和培養出來的科技人才，為稍後現代民族資本的發生准備了一定的條件。

Ⅶ 中國近代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中國教育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包括：在現實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與學校的正確關系；在市場化的社會環境中，如何確立政府與市場在發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與地方管理教育的許可權和關系，促進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促進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以保障學術研究的高水平和創造性；在各級各類教育中，建立以人為本的管理制度……

Ⅷ 中國近現代教育家有哪些

中國近現代教育家有蔡元培，胡適，王國維，陶行知，魯迅等。

1、蔡元培。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

2、胡適。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去美國。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長。1962年在台北病逝。

3、王國維。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

4、陶行知。安徽省歙縣人，中國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5、魯迅。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才、豫亭，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

教育家是指通過親力親為的教育實踐創造出重大教育業績，對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產生重要影響的優秀教育工作者，是一個用於描述高層次傑出教育人才的概念。

Ⅸ 我國近代的教育發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動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復民國初年的教育宗旨，廢除讀經科，提倡民主科學的新教育

袁世凱倒台後，范源濂為教育總長，他表示要切實實行元年所發表的教育方針。1916年9月，教育部撤銷1915年頒布的「教育綱要」。10月，教育部頒布《高等小學校令施行細則》，刪去了「讀經」及有關內容。1917年5月，憲法審議會否決了將孔教定為國教的提案，並撤銷了1913年憲法草案中所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條文。學校的教學開始加強科學教育，重視實驗作業，增加了實用和職業的教學內容，民國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

（二）確立男女平等教育權

新文化運動在反對舊禮教、舊道德的同時，積極地宣傳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等思想，主張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主張男女同學。按1912年所定學制，只規定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學，到1915年，袁世凱公布《國民學校今》中，只准許小學一二年級內男女合班上課，三年級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後，由於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逐步解決男女教育平權的問題。1917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三屆會議，向教育部提出推廣女子教育的議案，要求增設女子高等小學、女子中學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過各省區酌量地方情形，分別辦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請推廣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也開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後，各大學都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學。中學實行男女同學雖然較為遲緩，但一些比較進步的中學如廣東的省立中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也實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辦法。這些措施，盡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已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兩千多年以來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狀況，是中國教育發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三）學校教學採用國語和白話文

新文化運動，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等新文學，出現了不少優秀作品，為學校教育提供了許多國語教材和課外讀物。於是，教育界人士強烈要求學校教學採用國語和白話文。1917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年會議決《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語言統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國語標准，並設法將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區，以為將來小學改國語之預備。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當時，在北京，蔡元培等創辦的孔德學校自編了國語讀本，江蘇省自行通過「各學校用國語教授案」，開始用國語教材。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式教科書》，也用了一些白話文。在這種形勢下，教育部於1920年明令公布，小學一二年級國文改為語體文，並規定至1922年止，凡舊時所編的文言教科書一律廢止，改為語體文。中學各科教科書，隨之逐漸用語體文改編，高等學校的講義，也採用了語體文。這樣，大、中、小學文言文教材逐漸地被淘汰。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學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即著手對北京大學進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收的辦學方針；聘請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李四光等著名學者到校任課；改革預科，調整專業，將學門制改為學系制度；將年級制改為選科制，實行學分制；改革學校管理體制，設評議會，實行民主管理；籌設研究所，組織各種研究會，鼓勵科學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學；採用白話文講義，幫助學生辦刊物，成立各種學會等。這些改革，使北京大學思想活躍，氣象一新。北京大學的改制，引起全國高等學校的反響，有些做法當時即在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上議決照辦。以後，各大學也逐漸按北京大學的制度辦理。

（五）各種教育思潮的涌現和各種教育團體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旗幟鼓動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躍，涌現了平民教育、工讀教育、職業教育、實用主義教育等多種進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團體。主要有1915年在美國建立，1918年遷回國內的「中國科學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聯合會及特別行政區教育會代表組成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1917年由國內教育、實業界知名人士發起成立的「中華職業教育社」，1921年冬由實際教育調查所、新教育共進所、新教育編輯所合並成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1923年成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等。這些教育團體從不同的方面開展教育改革運動，對1922年學制改革。對當時學校教育的發展影響很大。

二、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教學改革實驗

（一）試行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

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分別是用以測量學生的智力水平和學習能力、學習成績的方法。起源歐美，五四時期被介紹到中國。1918年江蘇省立師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編《毛筆書法測驗》，為中國編制測驗之始。1920年廖世承、陳鶴琴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用智力測驗考試報考學生。192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心理教授麥柯爾來華，與東南大學及北京各大學師生合作編了智力與教育測驗約30種。後陸志韋又訂正法國比納—西蒙量表，共包括65個測驗。同時國內各地舉行智力測驗與教育測驗實驗。1923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在社內設立「施行教育心理測驗講習會」。1928年中華職業教育社設測驗部，江西省教育廳設江西兒童智力測驗局並在南昌、九江及各地舉行測驗，1931年6月「中國測驗學會」成立，並發行「測驗雜志」，但因「經費支細，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後來有關這方面的活動，除師范院校設有「教育測驗與統計」課外，在30年代就已經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設計教學法和實驗道爾頓制

設計教學法和道爾頓制都是作為以兒童為中心的新教學法介紹進來的。

設計教學法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教育哲學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創，1917年輸入中國。1921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曾議決過「推行小學設計教學法案」。1927年中華教育改進社邀請設計教學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訪華，在上海、北京等地講演並大力介紹設計教學法。一時這種教學法頗為風行。當時設計教學法實驗主要採用不分科的「作業中心的大單元教學」和分科的「設計式的各科教學法」兩種形式進行。

道爾頓制為美國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國道爾頓市道爾頓中學所創，從1922年起中國開始介紹道爾頓制。最早實驗道爾頓制的是上海吳湖中學，以東南大學附中等校的實驗最著名。據統計，到1925年全國實驗此法的中小學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來華講學，擴大了道爾頓制的影響。

1931年美國教育家華虛朋來華，介紹文納特卡制，這是一種道爾頓制和設計教學法混合的教學制度，曾在當時陳鶴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學試行，對某些學校的教學有過一定影響。

（三）改教授法為教學法

清末以來關於學校教學方法的問題，一直稱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師范提出改教授法為教學法。陶行知認為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在教學生學。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教師應該一面教一面學，並不是販來些知識，就可以終身賣不盡的。陶行知這個觀點後來發展成為基於杜威的教學觀點而提出的「教學做合一」。但是當時他提出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同題，作為教學規律和科學概念「教學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學過程的實質，所以為教育界所接受，此後，均將教授法改稱期「教學法」。

此外，這時一些學校還開展對各科教學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專設實施小學者，明確規定其任務為實驗新的教學方法。不過這些實驗都比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

（一）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農村改進實驗區

最早提出劃區實驗農村教育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1925年8月黃炎培曾提出一個「山西劃區試辦鄉村職業教育計劃」，隨之職教社又提出「試驗農村改進計劃」。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進農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會革新之基。」在列舉的2I項事業中，第一是「研究改良農事，推行試驗有效之農作方法」。第二「研究增進工藝效能」。第三「推行義務教育，凡學今兒童，不論男女設法使之就學」。第四「對年長失學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並於1926年7月以滬寧線上崑山的徐公橋為第一試辦區域。辦法是在徐公橋成立鄉村改進會，下分總務、建設、農藝、教育、衛生、娛樂、宣傳7部，試驗期6年。1928年開始試驗，主要工作為：建立農藝試驗場，設立農具農產品陳列室，散發改良種子，組織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貸給農民，建立公共診療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學，2所私立小學，2個流動教室，開辦夜校（教材用《農民千字課》，加授農民常識、公民常識、鄉村信條），以及建立閱書室，立格言牌，舉行露天識字、講演等。於1934年試驗完畢交地方辦理。

此外，中華職業教育社還在鎮江黃墟、吳縣善人橋、滬郊等地辦理過農村改進實驗區。為了培養從事農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職教社在徐公橋辦了講習所。1933年秋在滬西清河涇創辦農村服務專修科，在浙江餘姚縣諸家橋辦了「浙江諸家橋農村改進試驗學校」。

中華職業教育社想通過農村改進的辦法來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當然是改良主義的幻想。不過職業教育社的農村改進區把發展生產，發展農村經濟放在首位，採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針，這是它的獨特之處。

（二）陶行知創辦的鄉村師范和山海工學團

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我們的新使命，是要徵集一百萬個同志，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偉大的新生命」[3]。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創辦了曉庄中心小學、南京試驗鄉村師范學校，1929年3月改名曉庄學校。

1932年陶行知草擬了《鄉村工學團試驗初步計劃說明書》，提出工學團要把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實施六大訓練，即：普通的軍事訓練、生產訓練、科學訓練、識字訓練、民權訓練和生活訓練。同年，他在上海與寶山之間籌辦了山海工學團。山海工學團包括青年工學團（青年夜校後改為共和茶園）、兒童工學團（兒童識字班）、婦女工學團、棉花工學團、養魚工學團和山海木工場等。兒童工學團採取小先生制，還把失學兒童組織起來，採取大的教小的，會的教不會的辦法，叫自動工學團。學習內容主要是陶行知編的《老少通千字課》。此外工學團還修路、築魚池的堤，辦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1937年，由於抗日戰爭，試驗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實驗的鄉村教育，雖然提出了六大訓練，但實際上他的著重點在於普及識字教育。曉庄師范是有影響的學校，自此全國各省開始創辦鄉村師范。

（三）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的定縣試驗區

1926年10月「平教會」選擇河北定縣翟城村作試驗區。1930年「平教會」總會成立縣實驗區，並系統地提出其鄉村教育觀點。針對中國農村的問題是農民的「愚、窮、弱、私」，主張實施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採取學校式、社會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陽初替蔣介石擬定了《縣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將定縣作為縣政建設實驗區，設縣政建設研究院於定縣。「平教會」實驗部主任亦即縣政建設研究院的實驗部主任兼定縣縣長。「平教會」還在湖南、四川、廣西等地開展過平教實驗，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鄉村建設」

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只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倫理關系是人的「天然基本關系」，鄉村是倫理社會的基礎，從而提出了改造社會要從鄉村著手的「鄉治」主張。這就是梁漱溟「鄉村建設」的出發點。辦法就是由「鄉村運動者」，通過政教合一的途徑，用鄉農學校去實行對農民的精神陶冶、自衛訓練和生產知識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決定，在河南輝縣創辦「河南村治學院」，由梁漱溟任教務長，設農村組織訓；練和農村師范兩部，培養基層政權人員和鄉村教育人員。1931年在山東省政府支持下在山東鄒平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培養鄉村服務人員和實施鄉村建設的試驗區。1933年3月山東省政府劃鄒平、荷澤兩縣為縣政建設實驗區，兼鄉村建設實驗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就與兩縣政權合而為一了。由縣政府下辦學公文，在各區組織鄉農學校校董會，開辦鄉村學校。鄉農學校分初高二級，對象包括青少年兒童、成人、老年人和婦女。內容主要為兩類：一類是各鄉農學校共同課程，如識字、音樂和精神講話等；二類是因地因校制宜設置的課程，如自衛組織、自衛訓練以及有關生產技術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實驗」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針對中國當時貧窮愚昧狀況，他主張「救國先救窮，教民先教富」，把發展人民生計、改進人民生活作為民生教育的出發點、中心和歸宿。從1933年開始，邰爽秋及「念二運動促進會」、「中國民生教育學會」先後在滬西農村、重慶巴縣農村等地開展民生本位教育實驗十幾年。基本做法是：以「滬西農村念二社」和巴縣「中國民生建設實驗院」為實驗機關；以全體工農民眾為教育對象；以發展民生的經濟活動為經，以文字、公民、休閑、自衛、救國等教育活動為緯；實行「經濟分團」、「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組織制度；採用互教互學、自教自學、巡迴教學和綜合教學等方式方法；堅持知識技能並重，讀書做工兼顧，提高工農民眾文化素質，培養農村建設實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實驗適應了當時中國農村經濟、文化、教育狀況及其發展需要，效果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