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简介

Ⅰ 关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史料有哪些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舒新城。版

《近代中权国教育史料》脱稿于民国十五年冬，其时虽曾于报纸杂志中不时见“党化教育”之名，但其内容如何，因编者住居地（南京）尚未入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受邮件检查之限制，极不易搜集具体材料以证实之。“党化教育”系由孙中山“以党建国”而来，为中国新教育史上之特殊事实，其影响于教育之各方面者甚大。虽此四字之含义尚未有法制上之严格规定，但从已有之法规政纲及行政人员之言论上，亦可窥见其趋向之一般。兹于整理清样之便，特将十六年八月以前之关于党化教育重要材料补录于第四册之末，额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略示党化教育之源渊与趋向。其详当俟《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续编也。

Ⅱ 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

Ⅲ 中国教育近代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创立和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新式课程开始进入课堂，中国教育史学科被列为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正式科目。起初多引进外国的教材或讲义，主要是翻译、编译、译述日本学者的《内外教育史》、《东西洋教育史》、《支那教育史》之类的著述。同时也在开始筹划、着手自编教材。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黄绍箕于1902年至1904年着手准备，1906年拟就大纲，而后由柳诒徵于1910年5月撰成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颁布了第二个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中国新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类型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教材需求大增，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著述和教材编写再度活跃。除继续编译日本学者的著述外，中国学者的著述也有所增加，如杨游的《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李步青的《新制教育史》(中华书局1915年版)、佚名的《中国教育史讲义》(未署明出版单位及时间)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留美学者郭秉文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cation，由周槃译述，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之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16年出版。该书原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作序，中文版又有黄炎培作序，影响颇大。郭秉文自称其撰著目的在寻求历史借鉴，“正言之，为模范，为指南；反言之，则亦前车之覆辙也”。该书虽为教育制度通史，重点却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教育纳入教育史研究范围之内，可谓开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之先河。

在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掀起新的高潮，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教育思潮波澜壮阔，各种教育思潮、各类教育实验纷纷亮相和开展，特别是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民本主义教育思潮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加深，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教育理论的传播，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内容。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行，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盛的阶段，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教育史的著述数量大增，种类繁多，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充实，研究方法也有新的进展和突破，整体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一说1928年版)、陈青之《中国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4年完成中、下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外，还有周谷城《中国教育小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李浩吾(杨贤江)著《教育史ABC》，是一部史论性的教育史著作，独具特色，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著的教育史论著。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引起了更多关注，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并且使中国近代教育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研究领域。除一般中国教育史普遍涉及近代部分外，还大量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著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28年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929年版)、《中华民国教育史料》(1931年版)、《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版)、《中华民国之教育》(1931年版)，以及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及其书中所附之“中国现代教育纪事年表”。此外，还有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庄俞、贺圣鼎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丁致聘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还有大量有关近代学制、教育思潮、教育行政、女子教育、地方教育等专题研究和论著。

Ⅳ 中国有什么著名的近代教育家

1.蔡元培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2.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

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3.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

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他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时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竺可桢（1890.3.7-1974.2.7）

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5.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

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号），改字韧之（辛亥年在上海赵凤昌惜阴堂讨论国事会议记录签署。

后见1915年《学生会会报》、1917年杭州《教育周报》），一作讱之，又改任之（署见《学生会会报》），别号观我生，笔名抱一（见《小说月报》）、同父（见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见龙公《江左十年目睹记》），人称珐琅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来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华职业学校设置珐琅科，附设珐琅工场，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口号，以致遭到少数人的讥刺为“珐琅博士”）。

(4)中国近代教育简介扩展阅读

教育家们

20世纪以来， 以何子渊、蔡元培、陶行知、厉麟似、晏阳初、黄炎培、陈鹤琴、梅贻琦、张伯苓等为杰出代表，教育界名家荟萃，大师云集。

新中国的第一代教育家如黄炎培、陈鹤琴、吴玉章等从旧中国走来，跨越了两个时代。作为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的不同领域有开辟之功，晚年大多沉潜治学、扶掖后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霍懋征、斯霞、敢峰这批教育家，如春风化雨一般，提供了教育作为人学和“爱的艺术”最初的本土化营养。

Ⅳ 中国近代教育的时代特征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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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是洋务运动。 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它由兴办外国语学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开端，而后发展到创办新式实业学堂，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军事技术，再到派人出国留学，以便更直接、更迅速地掌握先进技术。洋务教育事业的兴办，首次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客观上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化作出了贡献。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因为成立了京师大学堂。 中国的近代化教育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启动的。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实际启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作为承载中国教育近代化任务的洋务教育，在发展中表现为实践上的沉重滞缓和指导思想上的本土化取向，这既给在华教会学校留下插足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设置了障碍。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教育和技术现代化。

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入。

此外，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原学航海驾驶技术，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也曾被派赴英国留过学。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Ⅶ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怎样的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

Ⅷ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有哪些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有蔡元培，胡适，王国维，陶行知，鲁迅等。

1、蔡元培。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2、胡适。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3、王国维。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4、陶行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5、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

教育家是指通过亲力亲为的教育实践创造出重大教育业绩，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是一个用于描述高层次杰出教育人才的概念。

Ⅸ 我国近代的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