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中课程改革
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1.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2.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九年一贯整体设计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3.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4.改变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指导学生使其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5.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6.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和学生的适应性。
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倡导教师启发引导下学生主动参与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自主学习方式;增强课程内容的生活化、综合性。
⑵ 关于教育学改革的方面
《教育学课程》专题式教学的利与弊
【 作 者 】陈伏琴
【作者简介】陈伏琴，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
【 正 文 】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迫使各国把竞争的焦点放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创新教育势在必行。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体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一、创新教育需要创新的教育体系
1、创新及创新教育的必然性。
1）历史的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创新史。 人类社会从野蛮简陋的原始社会发展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其间充满着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而科学的本质则是创新。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推陈出新，创造出一些更适合于时代发展需要的新事物，才能迎来今天的辉煌。因此，创新是历史的选择。
2）时代的呼唤。知识经济时代，人类面临更多的挑战， 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竞争更加激烈，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各种严重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仅仅依靠对现有可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行不通。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创新。知识经济赋予我们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创新，才能最好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3）社会的需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改革的模式无路可循，唯有自己在探索中开辟自己的路，因此社会主义事业实质上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立足于世界之林，只有依赖于大量创新人才的贡献。
创新已是一种趋势一种必然。但与世界一些伟大的民族相比，与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相比，我们全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还是相当不相称的，因此创新人才的培养已成当务之急。个人的创造潜力，虽系先天的禀赋，可是人人具有。个别差异的存在，只表明程度上的高低与类型的不同；且每个人的发展都不充分，还有余地接受教育，使之尽量发展。创新能力可因教育教学而发展。史坦（stein ）在其《激发性的创造能力》（1974）中，认为创造性思维能力，唯须适当的教育。因此我们应努力改革传统教育，实施创新教育，扩大学生创新的最近发展区，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
2、实施创新教育，必须改革课程体系。
课程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指一门学科。
创新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是教学，课程则是教学活动中内容和实施过程（或方式）的统一，因而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课程的设置合理与否，课程质量的高低，其实施是否有效，都直接关系到人才的质量，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人们常说，课程居于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教育的“心脏”，有人甚至提出高等教育学逻辑起点以课程为起点。同时，课程又是把教育思想、观念、宗旨等转变为具体教育实践之间的中介，没有这个中介，一切教育目的、思想、观念、宗旨等都不可能得到落实。因此，要实现创新教育目的，优化课程体系应是首当其冲。
二、现有课程体系的弊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曾指出“教育可以培养创造性，也可以扼杀创造性”，而我国的传统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方面实在不可恭维，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大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而不合理的课程体系对形成这一缺憾无疑是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因此，实施创新教育，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出现有课程体系的种种弊端，然后对症下药。
现有的课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1）知识分割过细。由于课程大多按不同专业设置， 有些专业口径狭窄，课程局限于狭窄的知识面内，因此各门课程之间分割的很细。教学内容划分过细，各门课程过分强调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许多教材面面俱到，教师讲授又照本宣科，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必然会导致对许多重要内容的舍弃，舍本逐末。而各个专业之间又泾渭分明，隔行如隔山，学科之间难以迁移，由于知识分割过细，各自为政，缺乏整体考虑，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学生知识和能力不必要的重复和产生某些漏洞，另一方面，又造成学生单向的、刻板的、片面的知识结构，不利于他们多维的、灵活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2）课程内容陈旧。许多教材都还是七、八十年代的产物， 有的甚至更早，很少涉及科学发展前沿的东西，缺少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内容，如生态环境问题等，教材内容缺乏时代性，新颖性，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尤其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更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3）课程过于求同。课程内容大多属于定论的东西，不容置疑， 缺乏对学生的启发性，致使学生习惯于接受书本已有的结论。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求同思维的训练，而忽视求异思维。课程设置强调统一性，一味地讲求整齐划一，忽视个性的培养，其结果是学校无特色，学生无特长，不利于多规格、多层次的人才的成长。4）教师单向灌输。教学以灌输知识为主， 片面强调知识传承以及应试技巧的训练，教学中过分偏重讲授的方法，强调按部就班的教育方式，多采用演绎法，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不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5）实践环节薄弱。课程大多注重理论的学习，而忽视实践环节。从理论到理论，课程显得既枯燥无味，又空洞乏力，导致学生虽满腹经纶，却只能纸上谈兵，动手实践能力较差。
6）课程结构不当。专业课比例过大，而对基础课重视不够； 必修课过多，选修课较少；重课堂教学，而轻活动课程；重视显性课程而忽视隐性课程等。其结果是课程门类多，课时多，学生负担重，自学时间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人特长，不利于发展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才能。
现有的课程体系造成综合教育的削弱，创新教育的忽视，实践观念的淡薄，使得学生的知识面狭窄，科学与人文分离，动手实践能力差，个性发展受到忽视，最终阻碍学生创造性发展。
种种弊端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影响。即重共性轻个性，重理论轻实践等；二是受系科分割的影响。“大学被狭隘的系科利益所分割，造成了扩大学习领域的障碍。”
三、课程设置的依据
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告诫人们：“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一样，绝不能错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要改革不合理的课程体系，首先要清楚课程设置的依据。
课程设置要考虑众多因素。其中社会与时代要求、科学知识发展的需求及个性发展的需求是几个主要方面。
1）社会与时代的需求。社会结构一般包括经济、 政治和文化结构，他们对课程的发展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经济结构的影响是主要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展示其巨大的魅力。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人类将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的矛盾性，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创新教育的内容要在课程中得到 深刻反映。面临信息社会，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应在课程中得到体现。
2）科学知识发展的需求。 科学知识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特殊形态和高级形态，课程总是从科学知识总和中根据一定的标准精选出来的，因此课程内容一般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基本要素和精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各个独立学科之间已由单线联系走向多维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相互渗透、多层次的、综合的科学体系。设置一门新的学科，必须懂得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要建立和设置较完备的较科学的学科体系和课程门类结构还必须把握和理解整个科学体系中，各个分支学科的具体内容。
3）个性发展的需求。 课程是为促进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而设计的，因此受教育者个性结构发展的需求对课程的发展同样具有制约作用。总的来说，大学生应该处在科学知识发展的前沿，要设置合理的大学课程，就必须了解大学生的已有发展水平及其发展需求。大学生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表象和形象思维能力；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也发展到较高水平，促使他们能超出有形的物质条件的束缚而思考问题；他们的思维富于独立性、批判性、组织性和深刻性。与此相关的是，他们的观察力、记忆力以及注意力，都已经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正经历着一个明显的分化、矛盾和统一的过程。通过自我意识，大学生常对自己的整个心理特征进行评价，分析自己的兴趣、动机、情感、意志和性格特征等的优势和特点，并力求使之趋于完善。非智力因素在大学生的创造活动中起着始动、定向、引导、维持、强化、调节与补偿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作用。由此可见，大学生认知过程和自我意识方面的心理发展水平，表明大学生要求独立，要求发展个性的愿望更加强烈，大学阶段也是创造性发展的“关键期”。
大学课程的设置应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协调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努力设置最优化的课程体系。
四、课程体系改革的方向
课程体系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本文仅从课程内容与课程结构方面谈一下一孔之见。
1、课程改革的总目标。
教育应促进人的全面的和谐发展，课程应该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教育改革的总目标应是构建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整体优化的课程体系。优化的课程体系应促使人才从以下几方面的提高。
1）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培养学生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统一， 辐合思维与发散思维的统一，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统一等。
2）自学能力的增强。 课程改革必须有利于大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因为独立思考是创新人才的必备条件之一。首先要从时间上保证，如缩减课时，留给学生足够的自学时间；另外，从物质上保障，如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的建设。
3）人格品质的塑造。大学生不仅要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 课程要努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品质。
4）实践能力的提高。
5）学生个性的发展。2、课程内容的改革。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确立课程内容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任何知识都有价值，但“最关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哪个知识有无价值，而在于它的比较价值”（斯宾塞语）。课程内容是价值实现的载体，功利主义者以“有用”为最高价值，但有用的价值标准往往具有近视性、片面性，不利于人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选择知识的标准应从“有用”转向“有效”。有效知识指对学生新的或具有新意的观点、材料。
有效知识不同于有用知识，它既包括一部分有用知识，也包括一部分“无用”知识。有些知识当时对学生个体来说，也许无用，或者表面看起来无用，但就学生的长远发展看却是大有用处的。同样的，有用知识也不一定都是有效的，有些知识虽然有用，却对学生来说并无新意，因此也不能算有效知识。
有效知识也不同于科学知识，它也包括一部分非科学知识，有些科学知识就现实意义来讲，逐渐陈旧、老化，它的价值越来越低，直至接近为零，而沦为无效知识。如气象台“预报”“昨天”的气象。即使正确也无效了。非科学知识也不能笼统的认为都是无效知识。如神学、宗教等是非科学，它为什么经久不衰，说明它有一定的有效性非科学知识可以启迪人们的思考，努力“证伪”，从非科学走向科学，从而形成更牢固的科学世界观。因此课程内容应尽可能选择有效知识，主要是那些科学而又有用的有效知识。
在确立了这一指导思想后，我们认为大学课程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是使学生形成某种职业定向以及用较短的时间胜任某一专业领域的工作的保证。专业赋予人们谋生的技能，是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都需要的生存与发展的手段。
2）人文、社会课程。 高等教育目标应当是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需求出发，达到两点：一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二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事。专业课程主要教会我们做事，而教学做人的课程却常常被忽略了。而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社会人，使人区别于禽兽。因此人文社会课程的开设是必不可少的。人文社会课程主要包括文、史、哲、艺术、经济学、社会学等。尤其是艺术教育还没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它对开发人的右脑，陶冶人的情操及对创造性的培养方面所能起的潜在作用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
3）科学方法论课程。现代社会是科学高度发达的产物。 大学生理应处于科学知识发展的前沿，而且许多大学生将来都会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使不如此，科学方法的掌握也有利于他们的学习，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创造能力。因此应开设诸如科学研究方法、创造学等方法类的课程。
4）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类课程。现代社会知识急剧膨胀， 而且日新月异。知识的获取与选择日益重要，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加速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当代大学生要及时地了解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就必须掌握基本的信息技术与工具。因此计算机网络知识也应扩充到课程中来。
5）实践课程。针对我国大学生动手能力差的特点， 实践课程更应受到重视。光有理论，缺乏实践是很难取得更大突破的。理论不付诸于实践，就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应加强实验课、第二课堂等活动课程的建设。
3、课程体系的三个转变。
实施课程体系改革，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实现三个转变。
1）认同性课程转向“创造性”课程。
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其职责在于把个体训练成为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操作者，因此课程具有“认同性”的属性。课程传授“有用”的知识、技能及行为规范，学生在掌握知识的数量上达到高效率及行为变化上达到高质量，学生只是处于被动接受知识地位，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及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性的“构想”及技术更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为宗旨的“创造性”课程必将成为学校课程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而进行改革的方向。“创造性”课程与“认同性”课程的主要区别在于课程的出发点及学习的心理水平不同。“创造性”课程将学生的学习由感知、记忆水平提高到想像、思维高度。主要特征是学生在课业学习过程中的创新意识、态度及创造性地掌握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创造性”课程并不否定对知识掌握的必要性，但却不止于认同式的掌握。现代社会知识激增，各行各业变化加剧，掌握一门技能便一劳永逸的传统逐渐被打破。要解决知识无限膨胀与学习能力有限的矛盾，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就必须掌握最基本的、系统的、方法的知识，因为只有这些知识才具有更强的迁移力。另外，应该教给学生科学前沿的东西，扩大学生的新视野，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2）“专业化”课程转向“综合化”课程。
传统教育只注重“专业化”课程，学生视野局限于狭窄的知识领域，难以有新突破。现代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局限于某一狭窄专业的孤陋寡闻者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创新往往产生于各专业之间的交叉处。因此，实施“综合化”课程是现代科学向协同化和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人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性等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通过实施综合课程，有助于给学生提供完整的世界图景（知识结构）；可以消除课程繁多、学生负担过重的倾向，有助于应付知识的激增，利于学生的学习和个性的发展。综合化课程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学科的内容糅合在一起而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叫作融合课程（fused curriculum），如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一种是合并数门相临学科的内容形成的综合性课程，叫做广域课程（broadfields curriculum）。
⑶ 新课程改革标准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是什么急急急！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靳玉乐 艾兴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处在推广阶段，但当前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将会对新课程改革的走向产生影响，必须正确对待和引导。
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
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而是课程理念的创新与深化。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次课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改革的理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第二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布鲁纳的结构主义；第三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兴的建构主义。
我国正在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的真理观、知识观为强调发展儿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肖川：《知识观与教学》，《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
——钟启泉：《课程发展的回归现象和非线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现代课程改革真正的挑战不是古典主义者依据理想的知识标准所开展的批评，而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使知识接近社会经验的课程革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
———周勇：《现代课程改革的知识重建思路与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们又隐隐约约能见到杜威的影子。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
课程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是一个需要我们行动、对话和合作、回荡着多元声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课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们认为，如果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就应该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课程专家对课程改革的参与，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轻视知识”思潮的争论，其目的也是为明确或澄清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果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就会导致改革实践上的不知所措。
我们并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要以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半个世纪以来，马 克 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上，它的不变性、一贯性正表明了这种方针的生命力。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马 克 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 克 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马 克 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江 泽 民同志所提出的“三 个 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马 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 克 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举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有它特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于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条件上，不能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 克 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吸收我国教育传统中的精华，不能不讲传统，与传统一刀两断。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处理好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完全脱离传统的超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有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是脱离了传统和当时现实情况的推倒式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次革命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刘硕：《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情况，另起炉灶，割裂革新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将国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直接应用到我国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我国并不是课程理论的源发国家，已有的课程理论，无论是结构体系还是基本观点大都是对国外课程理论的借鉴。毋庸置疑，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的课程理论，对国外的课程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课程理论非常必要。然而，借鉴并不是移植照搬。所谓借鉴，指的是拿别人的事作为镜子，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新华词典编写组：《新华词典》，第42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见借鉴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另一个是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
我们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国外的课程理论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要存精华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进的课程理论，也未必能用来作为我国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任何课程理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实践条件，不是所有先进的课程理论都是适用的。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和经验，梳理我们传统的课程思想，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课程理念，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种概念、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课程论体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然借鉴了国外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理念和经验的应用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上，我国不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整体水平来讲，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数量还少，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从社会的宏观背景来看，我国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科学和科学精神发展得远远不够。
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中小学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 吴永军 宁婷婷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引起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而事关课程改革成败和基本方向的理论基础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鸣。本文试图对国内学者有关理论基础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该项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对收集到的论文及相关著作进行详细而深入地分析。笔者带领4位研究生通过《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经过三个月的收集与整理，统计出2003年到2007年的相关论文有240余篇，其中登载于核心期刊的有130余篇。笔者对此进行编目，在泛读、统计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再从20余种核心期刊中筛选出100篇论文进行详细阅读和分析。与此同时，笔者还兼顾了少量来自非核心期刊的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对已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的相关章节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许多文章主要涉及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等三方面内容。对此，笔者主要围绕这三方面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基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有什么不同等问题，都是在讨论课改的理论基础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识到了在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中，存在着概念含糊不清与混用等现象，但很少有学者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概念作详细的区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等同，认为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探讨。靳玉乐、艾兴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显然该文将两者等同而用。
第二，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哲学层面上探讨。罗槐认为应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学理论。”[2]高天明认为，在讲课改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认为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
第三，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探讨。和学新认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都有理论依据的功能，但在具体使用上具有层次上的区别[4]，“‘指导思想’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宏观层面来使用，指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要遵循的原理、原则或方法论层面的东西，‘理论基础’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一般指具体的理论依据。”[5]
(二)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
1、理论基础是什么
2005年5月28日，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文章，文中阐明了对新课改理论基础的看法，随后《中国教育报》又相继推出相关的两组文章，自此以靳玉乐、艾兴的文章为引子，以《中国教育报》为主要平台的关于“课改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论争由此展开。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一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否“含糊不清”。靳玉乐等认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显得“含混不清”，并没有谁对“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1]。一些学者如陈培瑞、崔国富、范会敏等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如陈培瑞指出，课改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要有新课程理论体系，但“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实在是看不出”，只是“隐约觉察到了这次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混乱”[6]。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马福迎认为，课改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也是先进的。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7]。
二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部分学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这引起了学者们对“理论基础应在什么层次上探讨”的争论。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应以后现代、多元智能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还有学者对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的争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指导思想方面应坚持一元论，而在理论基础方面应坚持多元论。具体的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主张，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要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如靳玉乐等指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新课改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1]。
针对靳文，学者们又对“理论基础到底应该在什么层面上来探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天明认为，靳玉乐等提出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国的课程理论要发展“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而罗槐又对高天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高天明的观点有些偏颇。他认为，无论是从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如何在‘多元性’中‘博采众长’”的需求来说，都应该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是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概括性的哲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2]。
另一种观点主张，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如马福迎认为，课程改革理论要“多元性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他所指的“多元性”既指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智力等理论，也包括对“基础理论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7]。
也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本陆在《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一文中提到，“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是有启发的，但仅靠它们来支撑中国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在是太单薄了……课程改革的理论建设问题，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工程，如果没有对教育学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和吸纳，最好不要老把科学真理、先进理念之类的漂亮词汇挂在嘴上”[8]。潘新民、张薇薇指出“后现代知识观具有反科学知识倾向，不宜作为新课改的主导知识观”。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后现代知识观[9]。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争论，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均表达了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相结合，坚持一元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思想。如王华生指出，只有澄清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多样化与多元论等几个基本概念，才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他认为，靳玉乐等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并为一体，这与高天明所说的只涉及到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含义是不同的。靳玉乐等还把“多元论与多样化混为一义”，而马福迎所指的“多元性”指的是“理论基础的多样化”，认为“新课程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基础相结合的原则”[10]。和学新认为争论问题的实质是“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以及如何对理论资源进行取舍和消化的问题”。他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学说，“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在对各种理论学说，全面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有所取舍”[5]。
2、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一些西方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充斥着教育领域。理论基础(这里的理论基础主要指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出生于外国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它是否是舶来品等问题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
有学者对课改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评”，认为其理论基础并不适应我国的国情。王本陆认为，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其中“不问国情论”是新课改理论专家所坚持的。新课改“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8]。宋翠娥、王宝钧将我国现在的国情与20世纪的美国比较后认为，“从总体上讲，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和案例在我国还不具备实践的社会背景"[11]。
针对这些“批评”，有学者给予了回应。屠莉娅指出，从事实上看，“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对异域经验的借鉴已经远远超过了照搬迁移的层次”。她认为“盲目指称新课程改革是‘充当西方教育理论的试验田’，是‘光靠别人思考’的西方现行教育体系的舶来品，一定程度上是无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在研究层次和水准上取得的进展”。另外她还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不等于忠实于某种既定的教育理论”；“不能人为地确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关系”[12]。
3、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
新课改理论基础对传统是合理继承了还是与传统“一刀两断”了?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课改“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如王策三认为在教育改革创新时出现了一些误解。一是“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或者打倒，或者撇到一旁；重起炉灶，另来一套”。二是把改革对象和改革主张以及改革要求推向极端[13]。杨启亮则指出“在课程与教学变革中存在着本土化的缺失，应当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守护变革的本土化，这是每个中国人(匹夫)的文化责任”[14]。
针对“批评”，有学者进行了“反驳”。钟启泉、有宝华认为，任何的教育改革都会试图在传统文化这一宝库中撷取思想财富，寻求理论支撑，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在其中获得了滋养。不仅“在国家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文件(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各科课程标准等)中都渗透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而在诠释和论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中也明确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与新课程联系起来”。而《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得出新课改的倡导者以及新课程“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重起炉灶，另来一套”的结论是武断和偏执的。另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何谓传统?教育所继承的传统具体是什么?第二，改革是破与立的行为，只立而不破不是改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肯定需要大破和大立，特别是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时，‘重起炉灶’往往不可避免，这难道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何况为稳重起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先立后破’和‘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15]
三、对该项研究的评价及展望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激烈争论，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文化与教育领域里的基本特征：观点纷呈，各执一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局面。
但是，反思这些研究与争论，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简单化”倾向：要么强烈质疑(甚至否定)，要么充分肯定，过于溢美。许多研究成果各执一词，偏于一隅，从自身比较狭窄的视域出发，据理力争，而往往这个“理”又多少有所偏颇。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总是站在各自立场，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融通。
二是许多争论背后显现出的是对新课改的误解与曲解。有些被“边缘化”的学者根本不了解新课改的全貌，“立论”时伴随很多“想象”，以思辨类的反思文章为主，大多从自己已有的经验或倾向出发，同时用各种理论(包括来自传统的以及西方的)进行佐证、分析，最后得出“情绪化”结论(多半是非议甚至诋毁)。例如，新课改饱受争议的是其确立了“后现代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传统”的忽视乃至否定，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误解。本次新课改无论是从指导本次新课改的根本性法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来看，还是权威性的新课改的阐释(如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具有现代取向，这是许多质疑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文章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一点。至于少数参与新课改的学者在文章或演讲中“矫枉过正式”地不负责任地对传统教育简单否定的言行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新课改的政策及整体的新课改队伍的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以及一线教师经常把一些“强势学者”的言论与国家的课改政策相混淆。
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往往就新课改而论新课改，局限在“教育(课程)视域”里，缺乏应有的历史观与广阔的“社会学视角”的洞察。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关于理论基础的争论相信还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应当确立以下几种意识：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发展观。即辩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只要稍微具有一点历史常识和世界视野的人都知道，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历史进程，这种借鉴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同时更能为我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模式。
二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融通”意识。研讨与争论时，应力求保持一个开放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千万不能偏于一隅，自说自话。尤其是在激烈交锋时，就说理而言，应当首先把参与各方争论的“前提”搞清楚，再据理力争。
三是要有“大智慧”，在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合起来，全面理解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就整体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现代化及实现“现代性”依然是国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16]。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我国正处于复杂的“多重社会转型”时期(广大地区如西部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有些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更要时刻警惕基于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想无疑是一剂良药和清醒剂。
两篇理论文章,足够你用了..........
⑷ 新课程改革属于教育学范畴吗
新课改的内容与教育学密不可分。关于教育的新理念、教学方法与组织形式、师生关系等等都属于教育学的范畴。考研复习教育学相关章节时应同时留意新课改的内容。
⑸ 关于教育学的知识:什么是课程怎样理解新课改的目标
课程对于教师来说，是指为了实现培养目标，对学生施加影响的所有版内容和活动过程。广义的说，权教师在学生面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课程。
新课改的总目标是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具体目标是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的知识传授的倾向，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且缺乏整合的现状，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
⑹ 教育学～我国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三大copy基本理念： 关注学生发展，强调老师成长，重视以学定教。其实总结起来就是更加人性化的素质教育，包括课堂管理、考试分析、教学设计等都是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分析与决策，借助云计算技术，让教育更加科学，云校 为学校提供这些全面的分层走班教学支持。
⑺ 《教育学》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纯属个人答案、、、有错勿怪
改革发展：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提高人的素质，这要以知识的积累和不断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提高全民素质是我们教育一直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现阶段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注定不能步伐太快。现阶段只能是以知识教育为主向素质教育转变，到下一阶段（大多数人注重素质教育，以自我管理去影响身边的人）教育就会迈进一大步。有矛盾才有进步，时代的需要。
中国的高校未来在知识的创造、传播和人才培养方面应担负更多的使命；高校的发展应与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相适应，以便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找到自我发展的出路。
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则是：调整和优化结构，实现规模、质量、结构和利益的平衡发展。所以每所学校要认真地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如果学校要扩大招生，学校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同时也很有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
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可以采取以下五种措施：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促进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研究和创新的水平；形成投资和消费共享机制；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加强全面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教育的增长不仅要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还应当考虑到学校的现有条件和财政资源。在未来几年里，教育的增长率应和经济的增长率相一致，我认为7%~8%比较合适。
形态：
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
一）正规教育
正规教育是指由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学校）所提供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由专职人员承担的，以影响入学者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全面系统的训练和培养活动，有一定的入学条件和规定的毕业标准，通常在教室（课堂）环境中进行，使用规定的教学大纲、教材，其特点是统一性、连续性、标准化和制度化。
（二）非正规教育
非正规教育是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的，指在正规教育体制以外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实体教育与虚拟教育；
（一）实体教育
实体教育是指在一个现实的空间里，根据现实空间的要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一种教育。
（二）虚拟教育
虚拟教育意味着教学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物理空间时间的限制，以当下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网络空间为媒介而展开的一种教育形态。
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社会社会生活影响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教育；狭义的则是指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各种教育活动。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
学校教育实际上是我们今天从狭义的角度来解释的教育，既社会通过学校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所施加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
阶段：创始阶段；奠基阶段（1949年—1975年）
；发展阶段
（1977年—1994年）
；深入发展阶段（1995年—现在）
⑻ 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 ). 注:教育学知识 A教育制度的改革 B课程改革
A教育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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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运用教育学的知识，回答当前我国的课程改革形势怎样
教育改革主要面临的问题：基础教育薄弱；城乡、地区、校际办学条件差距过大；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前教育饿技术教育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统得过死，学校缺乏活力；高等学校定位模糊，层次之间，科系之间的比例失调。
教育改革：适度发展学前教育；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继续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国外课程改革趋势：(一)重视课程内容的综合化(二)强调知识的系统化、结构化(三)重视智力开发与学习能力的培养(四)重视个别差异
课程面临形势：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加速到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现实的需要：固有的知识本位、学科本位问题。课程过于强调分科教学，过于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过于强调知识的稳定性，过于强调接受学习。传统的应试教育势力强大，素质教育不能真正得到落实。 国外启示：世纪之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课程改革：转变课程功能：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优化课程结构：改变课程结构过分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和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处理好分科与综合，必修与选修的关系，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与选择性；更新课程内容：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转变学习方式：倡导建构性的学习，倡导主动参与、探究发展、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交流合作的能力；改革考试评价：改变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深化课程管理体系改革。
⑽ 请问一下教育学管理和课程改革是不是一个
你的问题中说的“教育学管理”我大概理解为“教育管理”。因为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教育学管理是一个更上位的学术概念，日常教育教学中是不会用到这个词的。所以，以下回答就是教育管理和课程改革是不是相同。
这二者不同！
就关键词来说，教育管理关注的是教育这个大环境；课程改革关注的是课程，课程只是教育中的一个领域，除课程外还有教学、课堂、班级管理、教师、学生等。
你的误会大概来源于现在全国上下搞得轰轰烈烈的新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是一个抓手，因为课程牵扯到的教育中的东西太多，比如课程改革要求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师专业发展的变革、班级管理的变革、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等等。但无论是怎样，这些变革都是因为课程变化带来的，课程是个本本性质的东西，或者说是纲要性质的，指引了大方向，具体到操作层面那就牵扯到教师在课堂上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学生去学习。所以说，这牵扯到的教学管理，也就是教育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子类。同时，课程改革也带来班级建设目标、德育该怎么做等方面的变化，同样是引导式的纲领性文件，课程有什么样的要求德育就有什么样的行动，这也就是所谓的德育管理。德育管理是教育管理中的另一个子类。
从上面的两个方面来看，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实课程改革改得是理念，而教育管理是一种行动。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希望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