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他故事

❶ 梁启超的故事读后感

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传》是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的绝笔之作，虽只有短短五万言，却继承了梁文“笔锋常带感情”的特点，饱含着深沉的家国之痛，因此有字字读来皆是血的感觉。作者运用史家之笔法，将乃师的生平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之中来写，深刻展现了梁启超的觉醒与奋斗、抗争与失败，于情于理，入木三分，发人深剩
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全书在此慷慨悲歌之中戛然而止，余音袅袅，断人肝肠。
我比梁启超晚生百余年，时代环境已大不相同。然而，穿越百年的风尘，读其传其文，思其人其事，反躬自问，我依然感到深深的愧疚。我从十岁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如今又被保研到了新闻传播学院，恐怕此生是要做个报人了。可看看我平时写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文章呢?不过是些小悲小喜、小情小调，风-花雪月，歌舞升平。我爷爷曾对我作一评语“高楼上的小姐”，如今想来，可谓一针见血。再看看网络上都流行些什么样的文章呢?依然是风-花雪月、歌舞升平，有时甚至还等而下之，庸俗性新闻、娱乐性新闻泛滥成灾。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太平无事到了唯有歌靡靡之音的地步了么?非也，看看邓玉娇刺官案，看看河南民工开胸验肺事件，就知道了。这个社会，比起梁氏当年所处的，自然要文明、要繁盛得多，可依然存在着不公与不善。为纠正这些不公，惩治这些不善而发出不平之鸣的人，依然有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风险面前，很多人望而却步了，因此这些人的数量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并不多。但是社会的文明进步少不了这些人的大声疾呼，他们被冠以一个崇高的名字，叫“社会的良心”。我为我柔弱的文字而感到自责，我为我狭窄的视野而感到惭愧，我想要加入他们，可路还很长。
梁启超赴汤蹈火以救国难、殚精竭虑以启民智的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落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终于为其师康有为所掣,做了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站在反动派的方面,反对革命,晚年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反动行为,毫无疑问,是应该批判的。

❷ 梁启超故事演讲稿600

梁启超故事
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1905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❸ 梁启超的故事三百字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一句多么精炼、著名，富有深奥道理的话呀！“勿以善小而不为”是指：不要以为这件好事小就不去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则是指不要以为这件坏事小而去做。虽然这只是区区几个字的格言，它却蕴藏着深刻的含义。它告诉我们该如何做人，它带领我们走向社会，与社会的人去交往。这不，我这儿就有关于“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么一个故事。
那时候，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叫梁启超，他从小读《论语》、《大学》等经典著作，并且还会对对子，因此大家很喜欢他。梁启超的妈妈对梁启超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梁启超因为一点小事当妈妈的面撒了谎，妈妈狠狠地批评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却认为妈妈是小题大做。妈妈便告诉他：“你今天犯个小错，明天将会铸成大错呀！”梁启超听了，受益非浅，从此再也不撒谎了。
是啊，如果当初梁启超不听从妈妈的教诲，一错再错，如今哪能成为一位众所周知的名人？虽然，这个故事并非涉及到“勿以善小而不为”，但是却与“勿以恶小而为之”含义一样的重要。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我们和这区区几个字的格言相伴一生吧！

❹ 看了梁启超拜师故事的感受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版加考试权,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❺ 有关梁启超的故事有哪些

敢于“师敌长技”
１８９９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１１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１９０５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１９３４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９号（１９０２年６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６４册（１９００年１１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１９００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１９１７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１８９９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 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１９０１年１２月，此文在《清议报》第９９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１９０３年，因《新民丛报》第２６号（１９０３年２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６期（１９０３年５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❻ 梁启超的故事。

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3，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4，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5，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6，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6)梁启超关他故事扩展阅读：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2，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4，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5，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❼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和康有为共同领导了“戊戌变法。”
梁启超少有异才。他4岁开始认字，6岁读完了“五经”，9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好文章，11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享有“神童”之誉。
10岁时，他跟着父亲去新会县城应“童子试。”父子俩暂住老相识李秀才家。其时李家庭院杏花盛开，煞是好看，小启超起个大早去摘花，被父亲看见。父亲喊他进屋里，他急忙把一束杏花藏在衣袖之中。父亲想教训他，便出了个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这时，启超正坐在一块大镜子前面。他灵机一动，答道：“堂前明镜，大人明察秋毫。”和父亲坐在一起的李秀才，正打算出门。仆人来报说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李秀才对启超说：“孩子，我还有一联：推车出小巷。”梁启超用手摸摸脑袋，立刻对道：“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当即把他揽入怀里，口里不停地说：“果真神童!果真神童!”三联阅读3lian.com/zl/转载请保留
后来，少年梁启超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曾路过武昌，特意去拜访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投的名帖署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拜。”
张之洞见后大为生气，心想：你小小少年，又是布衣平民，怎敢狂妄地同官位很高、年纪又大的一品总督称兄道弟?一定得戏辱他一顿，便出一上联让门子送到门外。梁启超一看，写的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梁启超看罢，微笑着写出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张之洞看了，惊叹不已。知启超不是凡人，立即整装迎出大门。
梁启超博学多才，写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法学、宗教方面的文章，后辑为《饮冰室合集》。他的学术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青少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❽ 关于梁启超的小故事及评价

敢于“师敌长技”
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1905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 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❾ 梁启超的故事演讲200字作文

《梁启超材料》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启超住进协和.经透视
,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内,遂予以手术割容除.术后解剖此肾,果见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不是癌症.后来,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医生由于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梁启超被错割了肾.
就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时,梁启超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至今保存在病案中.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梁启超之所以为协和辩护,是因为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❿ 梁启超故事的主要内容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47]

错割右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48]

两遭掌掴
梁启超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49]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清朝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