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quot红小鬼quot的长征故事
Ⅰ 长征途中的小故事
（转）
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领导的第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途经洞口县境，北上抗日。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红军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深深地铭刻在老人们的心里，流传在广大的群众中，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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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红军讲长征的故事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
7月23日20：00，记者见到了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
15岁少年 率171人加入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打“扇子队” 少年军人名声大振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但没过多久，绷带吊起伤臂的任老再次活跃于山间的村庄里。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一过草地 竹签穿透他的脚掌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说起荣誉 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了盖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战争年代，任老是一名英勇善战的骁将，他重视思想工作，善用攻心战术，常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任老率领队伍在喀喇沁旗平叛，妥善运用了和平平叛的政策，打通了300公里承赤公路。此后，在攻打天津、广西剿匪、援朝金城反击战等众多战役中，任老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老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章。但说起荣誉，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个幸运者”，“我能够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家人介绍，任老每每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便非常难过。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忘不了1953年自己回乡的那次经历。当时，战友的亲人听说他要回来了，站在路两旁等待询问亲人的下落，任老骑马走了30多公里山路，当久候乡亲们纷纷上前询问时，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次，任老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战友的名字。
Ⅱ 红军长征的故事(300字)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
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 ”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 ”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 ”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
Ⅲ 红军长征500字左右的故事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Ⅳ 知道长征故事的说啊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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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红军讲长征的故事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
7月23日20：00，记者见到了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
15岁少年 率171人加入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打“扇子队” 少年军人名声大振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但没过多久，绷带吊起伤臂的任老再次活跃于山间的村庄里。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一过草地 竹签穿透他的脚掌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说起荣誉 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了盖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战争年代，任老是一名英勇善战的骁将，他重视思想工作，善用攻心战术，常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任老率领队伍在喀喇沁旗平叛，妥善运用了和平平叛的政策，打通了300公里承赤公路。此后，在攻打天津、广西剿匪、援朝金城反击战等众多战役中，任老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老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章。但说起荣誉，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个幸运者”，“我能够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家人介绍，任老每每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便非常难过。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忘不了1953年自己回乡的那次经历。当时，战友的亲人听说他要回来了，站在路两旁等待询问亲人的下落，任老骑马走了30多公里山路，当久候乡亲们纷纷上前询问时，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次，任老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战友的名字。
Ⅳ 求几个长征小故事
一个铜盆的故事
在行军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叫富民县的一个村子，村里有个土豪非常有钱。在打土豪时，我们拿了一些东西。其中就有个铜盆。这个盆子非常好看，有两个提耳，很厚实。回来后，我请求连长和指导员把盆子分给我，后来这盆子起了大作用呢！
我拿回来后，我们班就拿它煮饭、烧水、炒菜，开会时还当鼓来敲。还有一个作用，你们想不到的，就是烫虱子。我们只有一身衣服，每天穿着，天晴下雨都穿，衣服干了湿，湿了干，晚上翻开衣服，一伸手就能捉到好几个虱子。所以晚上大伙就用铜盆烧水，把水烧得滚烫的，然后把衣服摊在地上，泼水上去烫。
我们用完后，其他班的战士就来跟我们借，也去烫虱子。铜盆作用很大，慢慢的，战士们对它产生了感情。
在长征路上，我一直带着它，直到出了甘肃，有一次行军时跑得特别快，挂在背包上的铜盆不知道在哪弄丢了，后来发现后，大家都哭了。
互相推让一口青稞面
到阿坝后，缺少粮食，没办法，上面下命令，以班为单位，带上银元出去找。头一天我们出去找，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我来到一个村庄，村里房子倒是蛮多，但却找不到粮食。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啊！中午的时候，我到一个房子里，发现角落有一堆青稞麦子，我抓了一把，捻了捻，我非常高兴，又打又捶，直到天黑，我弄到了20多斤麦子。我背回去，大伙一起用锅炒。那个晚上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还是连队里第一个弄到粮食的。
但很快粮食就吃得差不多了。大家舍不得，开始吃自己的皮带，坐在火边，一边烤一边吃，后来皮带也很快吃完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没吃东西。剩下最后一把青稞面，我捧到这个面前，这个摇摇头，捧到那个面前，那个也不要。我知道，大家都很饿，但都不肯吃。最后推来推去，把青稞面泼到地上，大家都很难过，为了不浪费，我们把地上的青稞面一粒粒拣起来吃掉了。
挨了政委一棍子
出草地后，我掉队了。那时师长张振坤骑着马，亲自带着收容队，收容掉队同志。他一眼认出了我，问我：“小伙子，你怎么掉队了？平时你精神不是蛮好吗？”我告诉师长，粮食吃完了，实在走不动了。他听了后，很久没说话，他让我把枪放到他的马背上，让我上马。可我怎么能让师长走路呢？我坚决不肯，于是他说，前面有个森林，到了那后，我们把马、骡子全杀掉，煮着吃，你可一定要来啊！然后他就走了。
师长刚走，来了个政委。他一见我那副模样，立刻就火了：“你怎么搞的！”“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不走了。”一听这话，政委火冒三丈，拿着棍子朝我背上狠狠打了一棍。
怕被再打，我只好低着头继续往前走，但我心里真是委屈，我边走边哭，可想想前方有牛肉吃，我又强打精神振作起来，一口气走了10里路。一到目的地，发现牛早杀好了，我分了小半碗牛肉。后来想来，我真的感谢政委那一棍子，他当时是为我好，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多救一个人出去。肖 娟 陈学斌
伍衡阳，湖南省石门县人。1918年10月出生，1935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副军职。历任班长、营支书、团组织股长、团政治处主任、东北独立一师三团副政治委员、东北十纵队八十八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东北公安部队干部部副部长、山东省昌滩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山东省济宁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
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各时期的主要战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著名的五台山、辽西、平津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同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65年8月离职修养。
长征中的医院
一、医院中有儿童、妇女、老头、病员、伤员五种特殊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就说到儿童。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些青年，数量很少。
我们行军大部分是强行军，医院也是一样。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的挂在壁上，飞跑着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病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没有了。看护虽然是儿童，他们的脚特别长，跑步特别快，因为迟慢了工作，就要遭失败。眼睛也特别锐敏，将到宿营地，眼睛四射，路上经过的禾草门板，一根一块，都反映在他们的眼睛中。自此，他们养成一种特别的注意力。
铺开好了，伤病员可以减少痛苦了。但是上药的工具要消毒呀，伤病员还要喝水呀，洗脚呀，换药呀。快跑快跑，找柴火去吧!找水去吧!哪里有桶呢?哪里有锅子呢?医院中两三连伤病员，用的东西哪里去找呢?快跑吧!捷足先得。炊事员叫着：“开饭呵!”看护又忙起来，又叫喊起来，赶快洗，赶快洗!要拿洗脚的盆子打菜去!以上这些就是儿童们的宿营忙。
准备出发了，捆禾草送还原地，把门板送回原处上好，借的东西一概送还，打烂了的东西照价赔钱。一切准备好了，出发吧!还没有，昨天的绷带一大捆还没有洗，怎样办呢?在路上休息时去洗吧!洗好了，背在背上，或挂在伞把上去晒，好好的留意，宿营的时候要用呀!
“小同志呵!前面部队走不通，你们去找河沟洗脚洗脸洗绷带。看护员你另派二三人烧水，昨天还有几个伤员没有换药呢?”医生叫着。
“前途部队走不通，因为桥断了，还没有修好，还有两点钟休息，你们洗好了东西，上好了药，就来上课。”指导员叫着。
以上这些是看护员在行军中的工作。特别情况下的工作还不在内。如路上发生急症，担架发生问题，另有临时工作。至于背干粮背米，也是经常的工作。
二、妇女的生活及工作：
出发时组织了一个工作团，其中有二十个妇女两个老头。一个老头五十岁，当该团的主任，一个六十岁当副主任。我就是副主任。还有一个老头五十六岁，中途来的。二十个妇女都是干部，都是党校的学生，都是劳动妇女，都是步行二万五千里，并沿途做工作，从江西到陕北，没有一个掉队的。三个老头也一样，到达了目的地。
先把妇女的工作，可记录者写几件：
1.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沿途雇担架民工，进行民工及伤病员教育和关照工作。但所雇民工不够时，自己也抬过担架。出发时担架总在后面等候民工，常常部队出发了两三小时，担架才开始行动。担架很笨重，常赶不上部队，有时天雨路滑，民工跌倒，尤其是上高山，过急水，转急弯，常发生意外危险。这些困难，招呼担架的妇女，首先遇着，但她们总由自己解决了，举出一些实际例子如左：
出发了。还有三个担架没有民工。怎样办呢?“主任有一匹马，连长也有一匹马，拿来给病稍轻的几个同志骑，还有一个担架，一面由刘彩香同志沿路去找民工，我和邓六金同志暂时来担着。”危秀英说。“不对!危秀英矮小，邓六金高大，一高一矮不好抬，我来吧!我和六金一样高。”王金玉说。秀英就在后面押担架，六金和金玉就自己做起民工来。这并不是经常的，但两万五千里中有过几次。
部队是照路前进。那雇民工的妇女同志，总是从路的两旁到群众家里去宣传鼓励。因此部队行五十里，她们就走了六十里或六十五里。在二万五千里中，她们就有二万五千五百里，或二万六千里了。前面高山来了，李伯钊就带几个女同志和儿童，首先登山，在山上唱歌，喊口号，使所有的民工及伤病员，都愉快的翻过这高山。李伯钊是革命根据地艺术明星之一。她的歌曲，大部分是苏联学来的，十分雄壮。同时她也会唱小调，很艺术的革命小调，又十分优美。歌声一起，大家都忘却了疲倦，齐声呼：“好呵!再来一个!”这也是经常的事。天黑了，全体部队到了宿营地，担架还掉在后面，妇女同志在担架后面跟随着。
三、老头，我是老头之一，就把我的行动为例写一下!
这次长征，我的精神上是愉快的，因为愉快，就克服了一切困难。为什么愉快，以后再说，先说困难：
夜行军的困难：我们有几十个担架，有二三十匹马，有几十个药箱子，集中起来，目标很大，行动很慢，飞机来了，就没有办法。跑吧!担架笨重。隐蔽吧!浅草灌木，不能掩蔽。因此，夜行军就成了经常的行动。
“天雨路滑黑暗，前头部队走不通，我们两人就在这小屋里宿营吧!明天早起赶部队，过茅台河。”一个同志叫我，我却不赞成。我们虽然是老头，自由脱离队伍，是不对的。我还是随队伍去。从十二点钟走到天明，整整的走了六个钟头，回头一看，小屋子还在旁边。那个同志早起从屋子里走出来，我还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每小时只走几步或几十步，或站一两个钟头不移动。
在过大渡河前两日，经过“倮倮”区域，一日行一百四十里，天黑下雨。饲养员不走，自己牵马，用一手拿着缰绳及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竹棍，在路上拨来拨去，作黑暗中的向导。经过悬崖，马不前进，用力拉，马骤然向前一冲，我就随着马的前足扑下了。伞呢?跌成两块，马上的被毯鞍子均落在地上。悬崖下河流澎湃，危险声在耳边鼓敲着。部队走了，掉了队怎样办呢?还有多少路宿营呢?不知道。从容不必着急，前面没有部队阻我，后面也没有人。我把马鞍上了，捆好被毯与被子，再向前进。足足走了一百四十里，在上干队指挥科宿营。房子小，不能坐或睡，站了几点钟，天明了前进，找自己的部队吧!天明路好走，饲养员也赶上来了，替我牵马，走了五里，他不愿走，停止了，没办法，他五十，我六十，他比我更弱，让他吧!我继续前进，赶上了部队。夜行军不算什么事，天雨路滑黑暗，也是经常的，我们成了习惯，可以抵抗一切。妇女儿童也有同样的抵抗力，并不奇怪，算不得什么事。
过雪山：一共过了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六月天过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这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饲养员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遇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半晚出发，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了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这一困难度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
最后过的雪山，是康猫寺前的一个雪山，上下八十里。在急陡的地方，我总是走十几步到一百步一休息，不坐下，站着休息。这样的休息法，可以节省时间，又不致过于疲劳。但一到下山，就不停的快步前进，赶到别人的前面了。达到康猫寺前一日.原指定在马塘宿营，只走七十里，我们在山上望见马塘，就在山上休息一下，摘草莓吃，因此落下伍。一到马塘，看见桥上一个条子“我前进三十里，到康猫寺宿营。”天已晚了，已行七十里了，途中没有人家，政治科有十余个同志，叫我在马塘露营。我认为我应该做模范，不应该掉队，我一个人单独去赶队伍。但大队伍也在半途露营，没有到达康猫寺。
注：徐特立(1877—1968)：长征中的“四老”之一，随红军总卫生部行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68751/6876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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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长征还有那些故事(一个都行)
转自他处！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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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红军讲长征的故事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
7月23日20：00，记者见到了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
15岁少年 率171人加入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打“扇子队” 少年军人名声大振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但没过多久，绷带吊起伤臂的任老再次活跃于山间的村庄里。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一过草地 竹签穿透他的脚掌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说起荣誉 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了盖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战争年代，任老是一名英勇善战的骁将，他重视思想工作，善用攻心战术，常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任老率领队伍在喀喇沁旗平叛，妥善运用了和平平叛的政策，打通了300公里承赤公路。此后，在攻打天津、广西剿匪、援朝金城反击战等众多战役中，任老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老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章。但说起荣誉，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个幸运者”，“我能够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家人介绍，任老每每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便非常难过。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忘不了1953年自己回乡的那次经历。当时，战友的亲人听说他要回来了，站在路两旁等待询问亲人的下落，任老骑马走了30多公里山路，当久候乡亲们纷纷上前询问时，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次，任老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战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