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述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的故事

（来1）秋节时分，黛玉自嗽疾复发。（1分）宝钗前来探望，告诉她可用燕窝粥食补。（1分）黛玉自觉平日多心而错怪宝钗，并感叹自身无依无靠讨人嫌。（1分）宝钗戏说将来不过多费一副嫁妆，并说两人算是同病相怜。（1分）宝钗许诺送燕窝来，黛玉表示感谢。（1分）
（2）雀金裘。（1分）宝玉为舅舅庆寿，贾母给了宝玉一件俄罗斯的孔雀毛做的氅衣，宝玉穿时不小心烧了个洞，（1分）因为第二天非得穿而又没有织补匠能补。（1分）晴雯夜里受寒伤风，身上烧得烫人，强撑着身子把氅衣补好。（1分）宝玉喜不自禁，晴雯却因劳累过度，晕了过去。（1分）

『捌』 红楼梦里的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是什么意思

第二部分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作者 : 周思源

既然林黛玉的“叛逆性”很强，那么就必定要有相应的更为强大的对立面才是，她就必须受到这个对立面的代表人物的强烈压制，于是一些情节就被误读了。有时不是从情节出发得出结论，而是根据意识形态作用下（这种作用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化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的结论来诠释情节。其实有些结论很值得再重审一番。即以几乎成为定论的“林黛玉寄人篱下”来说，就很值得重新研究。我们不能把林黛玉自己的某种感觉完全当成客观事实，况且林黛玉在讲这些话时，还有一些话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寄人篱下”论最重要的根据是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黛玉对宝钗的诉说：“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

这段话其实恰恰证明黛玉不是“寄人篱下”，而是充分享受到了贾府小姐的一切正常待遇，并未受到什么额外的“白眼”或“牙眼”。连贾府的命根子贾宝玉以及权倾荣府的王熙凤尚且要被那些庸俗、势利的婆子丫头们“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那么林黛玉被她们“嫌”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么！如果她们如此“虎视耽耽”地对宝玉、凤姐，而对黛玉却毫不嫌烦，非常亲切，那就无法理解了。重要的是贾府的主子们并不嫌她，连黛玉自己也说“一样”。其实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第五回作者就有明确交待：“林黛玉自在贾府以来，贾母百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以后的文字中并无任何叙述表明这种高于三春的待遇有何降低，总是看到贾母格外疼爱黛玉。

黛玉在贾府“遭受迫害”论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黛玉《葬花诗》中的诗句：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

一些读者由此认为，林黛玉在贾府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处于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下，至少是经常生活在这种境地。这恐怕是过于将诗词中的描写或比喻坐实了。《葬花诗》确实抒发了黛玉对自己命运的失望、颓丧和处境的不满，但那是从总体而言，并非每一句话都能在她的生活中找到准确的对应点，有的只能是大体上对应，有的则不是事实上的对应，而是某种情绪导致的感觉。这里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一些认识的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高鹗续书与曹雪芹原意弄在一起了，变成了曹雪芹一贯的思想与做法。而实际上，曹雪芹和高鹗对宝黛悲剧的成因，对贾母、元春、王熙凤在这个悲剧中的作用的写法是大不相同的。从曹雪芹亲自写的前八十回实际情况来看，林黛玉在贾府受到的决非什么“冷遇”，更不是什么“污辱”、“牙眼”，而是备受贾母的宠爱和王熙凤的关照与保护。前面举到的一些例子已经可以证明此言不虚。林黛玉由于父母双亡，寄居舅舅家，自然很容易产生孤独、失落之感，稍有不如意便会感到究竟不是自己家，被人慢待、冷落，“不免常生寄人篱下之感”。假如本人心胸不开阔，就会更想不开，甚至感到“严相逼”。因此黛玉的感觉不等于事实，而这有时会给读者造成错觉。有些地方黛玉大为生气是没有道理的，纯粹是她心胸狭窄之故。如第五回宝钗刚来不久，她“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黛玉的生气显然是出于某些女性的常见病、多发病——嫉妒。这种小心眼子经常给她自己带来不快，宝玉也每每被她嘲笑。十九回宝玉想看她袖子为什么这么香，黛玉说：“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这里己卯、王府等本有脂批道：“的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此说很是。曹雪芹要她“当自嗟”就包含这些方面的自省。但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毕竟与个人修养以及与对情况的了解程度有关，不等于是事实，究竟如何，还应视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正确判断。而从前八十回来看，黛玉在贾府确实备受礼遇，从未有何受伤害之事。被人们认为是黛玉受冷落的一些例子，有的事出有因，如宝钗生日，元春赐物；有的是友好的玩笑，如王熙凤说“吃茶”；有的至多算是玩笑不当，如说她像小戏子；有的则是黛玉自己多心，小心眼儿，为小戏子的事生气便是。所以在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宝黛爱情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强大黑暗势力压迫”的情况。林黛玉的一些言行不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但也还没有构成“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因为她的言行真正触犯封建礼教的成份并不多，也不严重。比如她对举业固然有冷淡的一面，但远远没有达到宝玉那种极度厌恶的地步。第九回宝玉去塾中读书前来向黛玉话别，黛玉还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可见对举业并不厌恶。宝钗、湘云和她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热衷与反对的本质不同，而是热衷与有些淡漠的程度之别。当然这在当时也就很了不起了。

曹雪芹对林黛玉的热爱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人物品德、人格、才学、外貌等方面的描写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这个人物的精心塑造上。曹雪芹和绝大多数作家包括像汤显祖、蒲松龄这样的大作家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并不将美好的结局与美好的人物划上等号。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能够见到的作者持褒扬态度的主人公死而复生、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看不到。这是他远远超过高鹗和其他续书作者的地方之一，是曹雪芹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尽管林黛玉在高鹗笔下也以惨死告终，但“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之类却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根据佚稿，林黛玉最后的“泪尽而逝”，其实“思想性”一点也不“弱”，而且非常符合曹雪芹小说的总体构思与原初设计。绛珠小草和绛珠仙子不论多么可爱与值得同情，其致命弱点是对神瑛侍者的极度依赖。其生命的延续、小草成人以及追随下凡等无不是神瑛侍者所给予的，因此当生活中的“神瑛”贾宝玉一旦离家避祸久久不归，那么“绛珠”的俗身林黛玉便失去了唯一的依赖，生命力自然就枯萎了。

由此我们还可以重新认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或者说究竟曹雪芹认为什么）才是林黛玉的主要缺点？通常都认为是她的小性。现在看来似乎不尽如此，那至多只是表象而非本质。小性是后天的弱点，而对贾宝玉的极度依赖却是先天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曹雪芹的“悼红”主旨中还包含着对女性自我意识、自强意识的欠缺，将心爱的男人看成自己的一切的批评，这应当也是“当自嗟”的成份之一。这种具有超时空意义的内涵，其思想深度和能够提供给读者的思考都大大超过续书的以调包计为核心的封建家族破坏婚姻自主的故事。因为时至21世纪今日的中国，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还不是很多，女性对男性的过分依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再过100年也未必能彻底解决。弄清这一点，那么曹雪芹原设计结尾林黛玉泪尽而逝的思想性强弱就显而易见了。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其实，曹雪芹对林黛玉“当自嗟”的委婉批评并非仅此一处。早在第三回林黛玉初入荣国府时，曹雪芹对她就有一句评语：“心较比干多一窍。”比干不惜以死相谏，触怒纣王。纣王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结果“剖比干，观其心”（《史记· 殷本记》）。说林黛玉的心较比干的心窍还多，很明显不是将她喻指圣人，而是说她多心，是贬义。类似批评还有一些：四十九回宝黛二人有一段对话颇可玩味。当时“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你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的，岂有眼泪会少的！’”宝玉这些话显然不是平常的安慰解脱之语，他深深了解黛玉的性格为人，两个“自寻烦恼”和“又、必、惯、疑”，道出了黛玉精神上的某种严重病态。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根本弱点，导致她病情日益加重，有好几次她生气后呕吐和发病便是证明。六十七回黛玉见到宝钗送来的故乡之物又勾起心病，紫鹃劝道：“……再者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可见大家都认为黛玉固然从小体弱多病，但她的病之所以越来越重，乃性格所致。显然这也是曹雪芹认为她“当自嗟”之处。

总之，我们从林黛玉形象的塑造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曹雪芹艺术创作的“玉、石”两重性的原则与手法：只不过她不是由“石”变“玉”，身上既具有“石性”，又带有“玉性”；而是由草变神（人），在她身上的人性同样既有高尚的接近神性的一面，又保留着“草性”——“草”的生命力非常脆弱与过分依赖他人的弱点。

『玖』 红楼梦 中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的读书笔记

（1）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宝钗周到地应付各方面关系，黛玉则因病常接待不周。宝钗来看黛玉，劝她去看病，又劝黛玉每天早起喝燕窝粥。黛玉感激宝钗的教导与关心，承认自己错了。二人相互倾诉自己的真心，情同姐妹。宝钗走后，立刻派人送来燕窝。

（2）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秋霖脉脉，阴晴不定，独自一人的林黛玉不禁伤感，拟《春江花月夜》而作《秋窗风雨夕》。贾宝玉着急林黛玉的病情，晚上冒雨前来潇湘馆探视，看到了林黛玉写的风雨词，称赞说好。黛玉感谢宝玉一天来几次看她，并送宝玉玻璃绣球灯回去。

《红楼梦》写了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悲剧故事。这个家族悲剧的阴影笼罩着《红楼梦》里所有的悲剧。《红楼梦》里宝黛的悲剧、十二钗的悲剧，因为其主人公大多具有真、善或美的素质而成为悲剧主人公。但是贾府的实权阶层最终的衰败也具有悲剧性质吗？这实际上关系到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制度的历史命运和价值的问题，也即是悲剧与历史的统一的问题。从悲剧与历史的同一看，没落阶级、没落制度的毁灭也具有悲剧性。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美学史上最有建树的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的悲剧观是他的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历史辩证发展的思想中，与悲剧理论有直接关系的是以下两个观点：第一、他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第二、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上升。而从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具有存在必然性、合理性的现实，最终也必然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成为不合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是对黑格尔悲剧观的扬弃。对于前一个不合理的悲剧，马克思指出其性质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而对于后一个不合理，当强调其腐朽性的时候，马克思称之为“笑剧”；当强调后一种不合理对自身价值的自信的时候，马克思则称之为悲剧性：“当旧制度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世界权力，而自由反倒是个别人忽然想到的思想，――换句话说，当旧制度自身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是合理的时候，旧制度的历史就是悲剧性的。”①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悲剧理论大多集中在前一个不合理上，不管是现实主义美学还是主体性哲学――美学，都对新兴的、通向未来的人性要求和历史趋势的悲剧性命运作了肯定。然而，对于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后一个“不合理”的悲剧必须得到同等程度的注意。对于《红楼梦》来说，尤其如此。如果说主体性哲学之重视悲剧，是旨在强调悲剧与存在体验、价值体验的同一，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重视悲剧，则是旨在强调悲剧与历史的同一，而这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诠释就建筑在对历史发展、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分析的基础上。从悲剧与历史的本质联系上去诠释《红楼梦》的悲剧意蕴，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红楼梦》的丰富的悲剧内涵。从社会存在的内在分裂，我们会注意到阶级斗争命题；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我们可以注意到《红楼梦》的“个性解放”（或适性逍遥）的历史困境；而从异化的角度看，这种悲剧性在《红楼梦》里更为普遍，这一角度通向主体超越之维。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于贾宝玉来说，贾府有其价值，这里提供给他“锦衣纨绔”、“饥甘餍肥”的生活，提供一个大观园让他可以在其间一厢情愿地过其艺术人生；这里有他的亲人、亲戚、朋友、情人。在物质上，他依赖于贾府，在感情上，他并不希望这个家族衰败下去。在他看来，贾府的负价值主要在于它的统治人物（以贾政、王夫人为代表）强迫他读他不愿意读的八股文章、走他不愿意走的中举当官的人生道路、应酬他不愿意应酬的官场俗套。他对这个家族是既爱又叛逆的。所以他对于贾府的衰败并不觉得是“活该”、“罪有应得”、“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而是觉得可悲可叹。脂砚斋的批语多处点明了这一点。在第2回正文“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处眉批：“文是极好之文，理是必有之理，话则极痛极悲之话。”（甲戌本。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贾府的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危机在作者心里触发的是极度悲痛的情感，悲痛建基于作者对这个家族的爱与怜悯之上。在第3回正文“我有一个孽根祸胎”处，脂砚斋批道：“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甲戌本）在第5回正文“子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业者”处，脂批：“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甲戌本）而第13回正文“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脂批更是明白点出贾宝玉也有希望贾府中兴、持久下去的宿愿，脂批说：“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甲戌本）对于这个家族的命运，林黛玉也持一种同情的态度、立场，第62回写探春的改革之后有宝黛这样一段对话：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黛玉承认，她虽然行动上不管家，但她心里与探春往一处想。而脂砚斋本人，据说是作者的长辈．也有这种家族感情以及对家族颓败的哀痛。在第13回正文“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处，脂砚斋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余（庚辰墨笔点去，改作“今” ) 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甲戌本、庚辰本）作者与贾宝玉对贾府这个大家族的爱与怜悯的感情，成为这个家族衰败的悲剧感的基础。

另外，美学的悲剧观更强调“悲剧”范畴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悲剧”一词。在日常生活中，某某人意外遇车祸而死亡，被称为悲剧，而美学中的悲剧不仅强调生活中的不幸或毁灭，不仅强调不幸者对不幸或毁灭所表现出来的抵抗的顽强意志力，而且强调抵抗的最终无效，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说：“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③这是对于家族颓败的忧患、操劳所致，也是对于家族颓败的必然趋势的顽强而又无望的抗争。《红楼梦》第10回还只是通过张太医之口，侧笔写出秦可卿 的悲剧性格。而王熙凤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沿这条路走下去。然而，《红楼梦》的作者冷峻地展示了贾府颓败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巨大的必然性面前，王熙凤的聪明无济于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杆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④贾府的必然衰败、秦可卿、王熙凤的机关算尽、力挽狂澜、最终的“家亡人散各奔腾”，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红楼梦》家族衰亡的悲剧性质。

贾府后继无人的危机是《红楼梦》从一开始就一直强调的。作者在第2回就借冷子兴之口点出：“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⑤如此看来，贾府颓败已成必然。而贾府里第一个感受到这种悲凉之雾的是宁国府的秦可卿。秦可卿的致病与死亡，乃是贾府病入膏肓的象征。秦可卿卧床不起，张太医诊断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⑥贾府何尝不如此，冷子兴已道得一针见血。至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秦可卿来到王熙凤的梦中，临别赠言，向王熙凤嘱托一件事以了心愿。她先向王熙凤描画了贾府大势：“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她想力挽狂澜，但命将归阴，便把此重任转交王熙凤：“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还有上引的第5回正文“子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业者”。这些地方，都一再表明作者对于家族后继无人的担心。

小说的情节也展示了这种“后继无人”的趋势以及贾政、王夫人、秦可卿、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花袭人等面对这种趋势企图力挽狂澜的顽强意志。这种面对不幸命运的顽强意志也是家族悲剧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最早清醒意识到并企图摆脱这种后继无人的危机的，就是人已作古的宁荣二公。小说第5回警幻仙姑将其妹兼美配与梦中宝玉，这是因为她“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以使宝玉“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看来，宁荣二公把贾宝玉当成继承贾府大业的唯一候选人。在太虚幻境，贾宝玉便第一次接受继业的警劝。

在现实生活中，贾政是正面的、居高临下地执行继业警劝职责最卖力的人，这种卖力在笞挞宝玉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王夫人虽溺爱宝玉，但希望宝玉继业之紧迫感却不少于贾政。与贾政不同的是，她这种继业紧迫感集中表现在贾宝玉的配偶问题上。要继业就必须读书、中举、做官，所以，凡是能劝宝玉读书、劝宝玉留心于仕途经济者，王夫人即深信并深爱之，从她对于袭人、宝钗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而妨碍宝玉留心于仕途经济者，王夫人则深恶并深恨之，这在她对于黛玉、晴雯、金钏的态度上表现出来。

贾宝玉之所以不愿意继业，其社会历史原因何在？《红楼梦》没有作正面表现。只是从他的一些言论，我们可以得知，他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与儒家的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设计背道而驰、本末倒置的状况深为不满。所以他宁愿沉迷在闺阁之中而不愿谈仕途经济、不愿做贾府的继业者。在后40回中，他虽然中了个举人，但是，出家的行为使得贾政、王夫人等的继业希望最终化为泡影。贾府这个大家族确确实实后继无人了。继业希望彻底破灭了。那么，维持钟鸣鼎食的水平、争取中兴气象的想法、或者下而取其次――推迟衰败的时间，储备衰败时物质生活之需的想法，则是值得一试的。这方面，小说先有秦可卿的多置祭祀产业的深谋远虑，接着有王熙凤主管荣国府、协理宁国府，后来有“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成大体”，但结局又如何呢？秦可卿早已淫丧天香楼或死封龙禁尉；薛宝钗虽有“停机德”，最终则是“雪里埋”；贾探春虽然“才自精明志自高”，但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最终是“千里东风一梦遥，' ；王熙凤之才则更是“男人万不及一”，但最终却“哭向金陵事更哀”。对于贾府颓败之势，她们回天无力，她们无法改变贾府悲剧的必然性。实际上，她们自身已内在于贾府悲剧的必然性之中。贾府大家族的衰败过程是这样展示的：一方面，贾政等对作为继业的唯一候选人贾宝玉由希望到失望到绝望；既然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贾府也就只有“自然死亡”的命运了（至于后40回贾兰的中举，纯属狗尾续貂，它与第5回宁荣二公的亡灵所说的“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的说法相矛盾，在宝玉之外又安排另一个继业候选人来，至于“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情节则是对贾府家族悲剧的消解，就如出家是对于贾宝玉主体悲剧体验的消解一样）；另一方面，则是秦可卿、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等人的力挽狂澜的最终徒劳。这两方面的悲剧趋势构成了贾府衰败过程的主要内容。 这两个方面的悲剧趋势几乎涵盖了《红楼梦》的所有人物与情节。围绕着贾府继业的问题，一方面，有贾政、王夫人、赵姨娘、贾环与贾宝玉的冲突，有薛宝钗、史湘云、花袭人与贾宝玉的侧面冲突；另一方面，林黛玉在厌恶立身扬名、崇尚适性逍遥、率真自洁等方面，与贾宝玉为志同道合者，而这一点又是他们的爱情的独特深挚的基础，这样，在贾府继业问题上林黛玉扮演了拖后腿的角色。于是就有王夫人厌恶黛玉、弃黛取钗的态度；而在性情上近似黛玉的晴雯、行为上亲近宝玉的金钏，也被王夫人以最严厉的手段予以惩处，落得个悲剧的结局；这其间，又有袭人因晴雯与宝玉的亲近而蓄意进谗言⑦；而在这过程中，黛玉、晴雯表现出来的悲剧性格充分显示了悲剧的抗争性和超越性，这种主体价值悲剧与贾府的家族悲剧交织在一起。围绕着“女强人”们的力挽狂澜之最终徒劳的悲剧趋势，《红楼梦》写了贾府上层的权力之争、贾府上上下下的明争暗斗。围绕着王熙凤的理家，小说写了她的权力欲、物欲的疯狂膨胀，如“弄权铁槛寺”一段；而薛宝钗的出现，她的德、才、貌俱全，使得王夫人把她当成贾宝玉配偶的最合适人选，“金玉良缘”受到贾府实权人物的认可。这样，随着贾宝玉继业者身份的确立，将作为宝二奶奶的薛宝钗自然就成为贾府的管家而取代王熙凤的地位，这对于王熙凤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她承认“木石前盟”。于是，就有王熙凤与薛宝钗的矛盾。但是，对于王夫人来说，拆散“金玉良缘”，既破坏着贾宝玉作为家族继业者的成长，又使权力旁落（对于王夫人来说，王熙凤的侄女身份当然不如贾宝玉的儿子身份和薛宝钗的儿媳身份来得更为亲近）。于是，就有王夫人与王熙凤的矛盾，就有抄检大观园事件的发生，最终有王熙凤“哭向金陵事更哀”的悲剧结局⑧。这一事件的发生，终于成为贾府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庚辰本第77回脂批：“若无此一番更变，不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在王熙凤与薛宝钗、王熙凤与王夫人的冲突中，权力之争与继业问题与婚姻问题纠缠在一起；而作为“金玉良缘”的对立面的“木石前盟”，宝黛爱情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在这过程中，宝黛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主体超越的悲剧性格。这样，贾宝玉的主体价值体验与主体性悲剧则与贾府的衰败趋势息息相关。

二

大观园的悲剧由一个个小悲剧故事组成，这是一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剧。这组悲剧揭示了悲剧的无处不在，表现了作家对女性的悲悯与同情。而大观园的幻灭，对于贾宝玉来说，则又具有存在论上的意义。⑨ 贾宝玉的悲剧性质则在于：一方面，他不认同当时的仕途经济等方面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他的自身价值又得不到确认。于是，他专注于大观园这个女儿国，把大观园当成他的精神避难所。他沉迷于老庄的存在体悟之中，但大观园的幻灭使他感到无家可归，而他对众女儿的专注又使他不可能真正达致老庄境界，他只有沉沦于无边焦虑之中。10 在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体验上，尼采与叔本华一脉相承，但在悲剧美学上，尼采与叔本华大异其趣。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不仅以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为表现对象，而且以生命对于存在的悲剧性的抵抗、抗争的精神为表现对象。尽管抵抗、抗争的结局依然是悲剧主人公的毁灭的不可逆转，但抵抗与抗争则赋予这种审美观照以真正的悲剧精神。这种对于不幸与毁灭的顽强抵抗与最终无效，正是《红楼梦》贯穿始终的悲剧命运，正是贾府悲剧命运与贾宝玉悲剧命运相同的内在模式，也是家族衰败主题与存在的悲剧体验主题相同的展示趋势。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如果这是指《红楼梦》不像以往悲剧作品那样以大团圆结束，那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如果这是指《红楼梦》以贾宝玉的出家结束，那么，王国维这一判断未免忽略了悲剧的主体抗争精神。

把美学上的悲剧视为对生活的不幸与苦难，即生活的悲剧性的表现，这往往会陷入悲剧主义，其出路往往在于宗教的解脱。叔本华说：“写出一种巨大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11 他强调的是巨大的不幸，目的是要人放弃生命意志。他说：“我们在悲剧里看到那些最高尚的[人物]或是在漫长的斗争和痛苦之后，最后永远放弃了他们前此热烈追求的目的，永远放弃了人生一切的享乐；或是自愿的，乐于为之而放弃这一切。”12 他反对主体超越、抗争精神，反对悲剧正义的问题。这样，宗教的解脱、自杀就被规定为悲剧的本质。必须指出的是：其一、王国维对《红楼梦》的悲剧诠释，其理论的起点、所面对的难题是中国传统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以及这种结局的民族文化依据――中国民族的乐天精神，大团圆结局无视生命的真实――存在的悲剧性。针对这一点，王国维强调悲剧艺术必须面对生命的悲剧性本质。故大力推崇一悲到底的、以悲结束的悲剧，所以他选中了《红楼梦》。其二、在人生观上，王国维倾向于佛教的悲观主义人生观，而悲观主义悲剧理论的创始人叔本华，其哲学思想深受佛教思想（原罪）的影响，同时，他又将这种悲剧理论表述推向体系化，所以，王国维选中了叔本华，而不是选中尼采；同时，他选中了《红楼梦》后40回，因为后40回正是佛教观念的原版照搬，这正适合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悲剧观去诠释，而与尼采的酒神精神背道而驰。《红楼梦》后40回的贾宝玉形象所表达的意义就如同叔本华的所谓“那些最高尚的[人物]或是在漫长的斗争和痛苦之后，最后永远放弃了他们前此热烈追求的目的，永远放弃了人生一切的享乐；或是自愿的，乐于为之而放弃这一切”，或者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这是悲剧的消解。

后40回貌似完成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实际上只是完成一个悲惨的故事，而悲剧精神则大打折扣。在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一充满戏剧性的章节中，悲与喜的强烈对比使得林黛玉毋庸置疑地博得读者更多的同情与怜悯，而薛宝钗所得到的则是读者的憎恨。这里缺乏的是悲剧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对于命运的抗争意识，贾宝玉胡里胡涂地做了新郎，林黛玉则一直蒙在鼓里。在这一回之前，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已不复存在了，令林黛玉忧虑、痛苦的不是薛宝钗对她与宝玉婚姻的冲击、破坏，而是宝玉与他人定亲、自己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在这个过程中，林黛玉始终是一个胡里胡涂的弱不禁风的受害者，她的意志与情感不负任何责任。作者并没有腾出应有的篇幅表现她的抗争――一如前80回里的那种抗争。第87回林黛玉“感秋深抚琴悲往事”，所谓“悲往事”，只是对着以往宝玉送她的旧手帕而伤心，但这一悲情依然与宝钗无关，所以在悲秋之余，她重读宝钗的来书，叹道：“境遇不同，伤心则一。”于是和了宝钗四章。所谓“伤心则一”，指的是她觉得自己与宝钗一样“悲时序之递嬗兮，又属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独处离愁”。而贾宝玉也在怀旧，第89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写的是宝玉写诗悼念晴雯。至“蛇影杯弓颦卿绝粒”，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矛盾才正面提出。然而第95回贾宝玉失玉疯颠、只管傻笑；第96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林黛玉得知宝玉与宝钗的婚事，精神失常。自此，一个疯疯傻傻，一个恍恍惚惚，总之，宝黛两人已不具有正常人的意志。这种釜底抽薪的处理使得宝黛避免了与贾母、王夫人、凤姐、宝钗的正面冲突，从而也消解了悲剧精神所应有的抗争性。